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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加强资产管理能力建设的通知

保监发〔2009〕40号


各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为防范投资运作风险，提高资产管理水平，根据《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保险机构投资者债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及有关规定，我会制定了《保险公司股票投资管理能力标准》（以下简称《标准1》）和《保险机构信用风险管理能力标准》（以下简称《标准2》）。现就加强保险机构资产管理能力建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升资产管理能力是保险机构应对金融危机，维护资产安全，开展创新业务的重要基础。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必须大力加强资产管理能力建设，提高投资管理和风险管理能力，促进公司平稳持续健康发展。

　　二、《标准1》是保险公司股票投资管理能力的基本标准，《标准2》是保险机构信用风险管理能力的基本标准，两个标准是监管机构评估保险机构有关管理能力的主要依据。保险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完善制度机制，加强队伍建设，切实防范风险。

　　三、保险机构应当充分认识股票投资的市场风险，全面分析经济金融形势，制定股票投资策略，科学测算市场波动对投资组合的影响，确保偿付能力满足监管要求。

　　四、保险机构应当充分认识债券投资的信用风险，把握市场变化趋势，改进技术支持系统，加强信用风险管理，提高投资管理能力，确保风险可控和投资收益稳定。

　　五、保险机构应当对照有关标准，自行评估股票投资管理能力和信用风险管理能力，符合规定标准的，可向我会提交相关材料，提出投资备案。公司法人代表、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及首席风险管理执行官，应当对备案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书面承诺。

　　六、保险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股票投资管理能力和信用风险管理能力，使之满足标准规定的要求。管理能力下降或不符合标准的，我会将按规定限制有关投资，控制投资风险。

　　我会将实施分类监管，进一步完善有关规定标准，持续评估保险机构股票投资管理、信用风险管理及相关能力，督促保险机构加强能力建设，提高管理运营质量。

　　附件：1、保险公司股票投资管理能力标准
　　　　　2、保险机构信用风险管理能力标准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九年三月十九日

　　附件1：

保险公司股票投资管理能力标准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保险公司直接投资股票的组织架构、专业队伍、投资规则、系统建设和风险控制等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保险公司。

　　2.组织架构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职责明确、分工合理的股票投资组织架构。

　　2.1资产管理部门

　　设有独立的资产管理部门，且符合下列条件：

　　——设置股票投资的研究、投资、交易、风险控制、绩效评估、清算、核算以及系统支持等岗位;

　　——研究、投资、交易实行专人专岗，与其他投资业务严格分离。

　　2.2投资经理

　　根据账户/组合性质，管理资金规模，配备独立的股票投资经理。

　　2.3防火墙机制

　　股票投资人员之间，应当建立防火墙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股票投资经理与基金投资经理；

　　——投资经理与交易人员；

　　——投资管理人员与风险控制、绩效评估人员；

　　——清算人员与核算人员。

　　2.4投资场所

　　拥有足够的股票投资场所，确保集中交易办公区域完全隔离。

　　3.专业队伍

　　保险公司应当配备熟悉股票投资业务、具备股票投资能力的专业人员。

　　3.1人员数量

　　专业人员数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股票投资规模为5－10亿元的，专职人员不少于12人，其中：投资经理不少于3人，研究人员不少于5人（主要研究人员不少于2人），交易人员不少于2人，风控人员不少于1人，清算人员不少于1人；

　　——股票投资规模超过10亿元的，投资经理、研究和交易等主要业务人员不少于12人。

　　3.2从业经历

　　专业人员从业经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股票投资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股票投资管理经验或者8年以上金融证券从业经历及相关专业资质；

　　——投资经理具有3年以上股票投资管理经验或者5年以上金融证券从业经验，有良好的过往业绩表现；

　　——主要研究人员从事行业研究3年以上，或者具有所研究行业3年以上工作经历。

　　4.投资规则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完善、有效的股票投资管理规则。

　　4.1基本制度

　　建有股票投资基本制度，至少包括股票投资岗位职责、业务流程、操作规程、会议制度、文档管理、绩效考核、清算与核算、信息系统管理、保密及危机处理等。

　　4.2决策管理制度

　　建有股票投资决策权限管理制度，至少包括投资决策体系、授权管理、实施与控制等。

　　4.3研究管理制度

　　建有股票研究管理制度，至少包括：

　　——研究管理办法，包括投资策略、行业和个股研究，投资报告制度，调研管理等；

　　——股票池管理办法，包括股票池产生、调整与维护、对投资决策的实质影响以及对投资操作的制约作用等；

　　——交易单元管理办法，包括选择标准、研究服务质量评价等。

　　4.4交易管理制度

　　建有股票交易管理制度，至少包括集中交易与公平交易，交易权限管理和交易监控等。

　　5.系统建设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下列量化支持的技术系统，使之对投资管理产生实质影响：

　　——研究分析系统，至少包括资产配置模型、行业配置模型、个股估值模型、内部研究报告系统等。

　　——信息资讯系统，至少购买2种研究资讯系统，力争获得10家以上国内主要券商、2家以上境外大型券商研究服务支持等。

　　——交易管理系统，具备授权管理、合规控制、组合管理和交易功能等。

　　——资产估值和核算系统，具备安全、高效的清算交割、财务核算系统，每日进行清算和估值，实现报表自动生成等。

　　6.风险控制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覆盖事前控制、事中监督、事后评价的风险控制体系，实行独立于投资管理的报告制度：

　　——风险管理制度，至少包括风险管理原则、风险计量、风险点与控制手段、责任追究机制及绩效评估等。

　　——风险管理系统，至少包括风险预警与合规管理系统、绩效评估系统等。

　　——压力测试系统，至少对股票仓位、行业集中度、个股集中度进行压力测试，评估投资组合产生的影响，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



　　附件2：

保险机构信用风险管理能力标准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保险机构从事信用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专业队伍、管理规则、系统建设和运作管理等基本要求。

　　本标准规定受托管理系统外资金的资产管理公司，加强信用风险管理的特别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及其他从事保险资产管理的机构。

　　2.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信用风险

　　由于存款银行、债券发行人、其他借款方及交易对手的信用等级下降或者破产，可能造成保险机构的损失。

　　2.2信用风险评估

　　保险机构内设部门或者岗位，分析影响评级对象的诸多信用风险因素，就其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进行综合评价，并用简单明确的符号表示。

　　3.组织架构

　　保险机构应当按照“分工明确，相互制衡”的原则，建立信用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3.1信用评估部门（或者岗位）

　　设有独立的信用评估部门（或者岗位），且符合下列条件：

　　——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信用评估部门，与固定收益部门、基础设施投资部门相互独立，并由不同高管分管。

　　——保险公司在资产管理部内部设立信用评估岗位，负责信用风险管理。

　　——根据行业差别和管理流程，配备独立的信用评估人员。

　　3.2防火墙机制

　　下列人员之间，应当建立防火墙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固定收益投资人员和信用评估人员；

　　——基础设施投资人员和信用评估人员；

　　——投资研究人员和信用评估人员；

　　——风险管理人员和信用评估人员。

　　4.专业队伍

　　保险机构应当配备熟悉信用分析,具备信用风险管理能力的专业人员,且符合下列条件：

　　——至少具有4名信用评估专业人员，并具有2年以上信用分析经验；

　　——部门主管具有4年以上信用管理经验或者主要评估人员具有4年以上专职信用分析经验。

　　5.管理规则

　　保险机构应当建立完善有效的信用风险管理规则，相关规则经过董事会或者其授权机构批准。

　　5.1信用风险管理制度

　　建有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管理权限和履职机制，管理机构和基本职责，信用评级制度，授信管理制度，交易对手管理制度，风险跟踪与监测制度，管理措施和应急预案等，各项制度相互衔接，并已纳入风险管理体系。

　　5.2信用评级基础制度

　　建有信用评级基础制度与流程，包括但不限于信用评级议事规则、信用评级操作流程、信用评级方法细则、信用评级报告准则、尽职调查制度、跟踪评级和复评制度、防火墙制度。

　　5.3管理规则基本要求

　　信用风险管理规则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管理权限和履职机制应当明确董事会和有关高管人员的权责界限和运作流程；

　　——管理机构和基本职责应当明确信用评估部门（或者岗位）的隶属关系和职责范围；

　　——信用评级议事规则应当明确主要人员和相关职责、相关会议与具体运作、等级确定程序；

　　——信用评级方法细则应当要求形成包括宏观分析、行业分析、定性定量分析及其他因素分析的信用分析框架；

　　——信用评级操作流程规范应当包括信息收集、调研访谈、初步评定、讨论审改、报告发布等基本环节；

　　——尽职调查制度应当明确有关人员、工作程序、业务记录、监督检查等内容；

　　——跟踪评级和复评制度应当包括跟踪评级和复评的范围、内容、时间等基本要素，应当特别明确发生信用事件或者产生重大影响时，跟踪评级和复评的议事规则及相关程序；

　　——信用评级报告准则应当规范信用评级报告的形式和内容，具有标准化的信用评级报告范本；

　　——授信管理制度应当明确每位交易对手的授信额度和管理方法；

　　——风险跟踪与监测制度应当明确信用风险敞口计算方法与报告规则；

　　——应急预案应当明确发生信用事件时，相应的管控机制和止损措施。

　　5.4信用评级符号体系

　　建有定义清晰的信用评级符号体系，且符合下列条件：

　　——采用国际国内通用标准，分投资级、投机级和违约级三档，并对每一等级分设若干细化等级；

　　——长期和短期信用评级符号，具有明确定义并保持稳定，不同评级符号对应不同信用风险或者违约可能；

　　——长期和短期信用评级符号对应关系明确。

　　5.5增信措施评估原则

　　建有科学合理的增信评估准则，且符合下列条件：

　　——第三方保证担保增信方式，明确规定担保人资质、担保人资产流动性、担保人财务弹性、担保条款、交叉担保效力影响增信的程度等。

　　——评估抵押、质押方式增信方式，明确抵押或者质押资产性质、抵押或者质押比例的充足程度、抵押或者质押物的流动性，以及具体的抵押质押条款等。

　　5.6评估信息收集机制

　　建有明确的评估信息收集机制，且符合下列条件：

　　——专人负责或者明确分工，信息收集工作已经实现常态化、持续化；

　　——拥有包括网络、报刊杂志、受评对象、主要数据供应商等信息收集源；

　　——采集信息可以标准化储存和检索，注有出处和发布时间。

　　6.系统建设

　　保险机构应当建立信用评估信息系统，且符合下列条件：

　　——包括信息集成、评级结果输出等模块；

　　——信息集成模块包括评级报告库、财务报表库、发行人日常信息库等，能够持续累积违约事件、违约率、违约回收率、信用稳定性等信息和数据，并作为经营管理资源长期保存；

　　——信息系统开始应用，并对信用评估产生实质影响。

　　7.运作管理

　　保险机构应当规范信用评估，且符合下列条件：

　　——有记录显示，信用评估已经成为固定收益投资的必经环节；

　　——有记录显示，固定收益投资之前，投资决策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均已使用评估报告；

　　——有记录显示，发生信用事件或者重大事件时，及时进行跟踪评级，并上报公司管理层和有关政府部门。

　　——主要原始资料、评估工作底稿、访谈调研问题清单或者其他替代程序、调研报告和讨论记录、首次和跟踪信用评估报告等业务档案保存完整。

　　8.特别规定

　　资产管理公司受托系统外的资金，除符合前述标准，还应当满足下列条件：

　　——信用评估部门设立2年以上；

　　——信用评估部门至少有6名专业人员，且具有2年以上信用分析经验；部门主管具有5年以上信用分析或者管理经验；

　　——开展信用评估后，买入的企业债券100%进行信用评级，评级结果与实际信用情况基本相符；

　　——持仓一年以上的企业债券100%进行跟踪评级，评级结果与实际信用情况基本相符。


　　浅议证据契约理论基础

（作者：许建添，华东政法学院）

　　证据契约[1]，由“证据”和“契约”二字组成，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们对证据和契约早已司空见惯，而对证据契约则比较新鲜陌生。然而，在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关于证据契约的研究由来已久并有不少立法采纳了证据契约制度，如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稍落后于德日等国，但成果不菲。相比之下，我国大陆学者的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却比较罕见，有的也是在讨论诉讼契约时论述一点点。[2]研究虽未成气候，但前辈们的相关见解皆具启发性，值得重视。本文即对证据契约的理论基础作些浅显讨论，以抛砖引玉。



一、证据契约的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证据契约即为平等的当事人之间就诉讼中的事实确定方法的旨在产生诉讼法上效果的合意，包括在事实不能证明时的责任承担的合意，即包含举证责任契约。证据契约具有契约最本质的特征：首先，证据契约的订立人是平等的诉讼主体，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其次，订立证据契约是出于自愿，当事人有选择缔结或不缔结证据契约的自由。再次，当事人之间达成证据契约时往往出于理性和功利的考虑。最后，却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证据契约是当事人之间意思一致的合意。但是，证据契约也不完全等同于私法上的契约，最明显的区别体现在私法契约的内容完全是实体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动；而证据契约的内容大多是民事主体对其所享有的程序性权利的自由处分和对程序性义务的自愿负担，这种处分和负担行为可能会对各民事主体之间实体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产生间接的影响。另一重要区别即在于证据契约产生的效果不同于私法上契约产生的效果，前者旨在产生诉讼法上效果，后者产生私法上效果。



证据契约并非乌托邦，而有其理论基础：



（一）法理基础



契约的本质即合意，其得以存在的理论根基在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证据契约作为“证据”和“契约”结合生成的词语，本身体现了私法精神对证据法的深远影响，同时也蕴涵了解决民事纠纷的程序法独特的价值，而证据法的“两栖性”亦为证据契约的存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1.私法精神在民事诉讼领域的扩张。私权的救济有赖于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使，当事人将发生的纠纷诉诸法院，目的在于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其纠纷，保护其合法权益。此时，纠纷的解决过程可以被看作是由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因为一方面民事诉讼要依照民事诉讼程序法进行，另一方面法官必须依照民事实体法作出判决，缺少任何一面都会使民事诉讼陷入停滞。“民事诉讼从国家对公民来说，这是公法关系，但是，从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纠纷的内容来看，显然民事诉讼又具有私法性质的关系”。［3］因此，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必然会延伸到带有私法性质的民事诉讼法领域。当事人作为实体法的权利主体，既然可以在实体法领域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同样可以在民事诉讼领域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这一自由体现在证据法上，则应尽可能地树立尊重合意的观点，法官在对案件事实进行自由心证时，应当尊重当事人对证据处理和选择的合意，当事人有权就证据事项达成证据契约。可见，证据契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私法自治精神向民诉讼领域的延伸。

2.程序主体性原则之体现。近代以来，程序主体性原则已为各国所公认。毫无疑问，当事人是其实体权利的主体。当事人将纠纷交由法院解决，形成“三角”结构，法官代表国家权力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纠纷，但这并未改变当事人的主体地位。相反，实体上的主体地位转化成程序上的主体地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在程序上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依据程序主体性原理，在涉及当事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地位、责任或权利义务的审判程序中，应从程序上保障其有参与程序以影响裁判形成的程序主体权；而且，在裁判作成以前应保障其有能够适时、适式地提出资料、陈述意见或者进行辩论的机会；在未被赋予此项机会之情况下所收集的事实及证据，不得直接成为法院裁判的基础。[4]那么在程序设计上就应当充分考虑程序利用者??人的自主性、自觉性与选择性，赋予当事人广泛而充分的程序性权利，保证程序主体有充分地参与程序的机会。当事人作为一个自主的理性人，有权利也有能力在程序上作出选择，以满足其程序主体性之要求。而证据契约正好符合这一要求，契约的根源之一即选择，“没有选择，即使有了劳动的专业化和交换，对最简单的契约也没有意义。如果从契约的概念中去掉了选择，那么，世界上最好的契约当事人就不是人类，而是群居的昆虫，特别是蚂蚁了。”[5]当事人通过达成证据契约行使选择权参与程序，使其程序主体性得以充分体现。



3. 证据法的“两栖性”为证据契约的存在提供了空间。不可否认，民事证据法由于涵括了法院调取证据、采信证据等一系列具有职权色彩的内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法性质。但事实上，民事证据法中关于当事人举证、质证、证据披露，自认等许多规则本身即带有强烈的私法色彩，并且，随着诉讼证据制度设计上当事人主义模式与职权主义模式的融合，当事人主义模式渐为人们所接受，使得这种“私法化”必将更为明显，因而以私法的理念和原则来约束当事人之间的证据法律关系亦为必要。此外，民事证据法虽被大多数人界定为程序法，但其中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等许多内容不完全是程序法问题，而往往是在实体法即民法中作出规定，况且，民事证据并不完全用于诉讼和审判，它同时也用于指导和规范民事行为，确认和证明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保护民事权利和避免民事纠纷。我国亦有部分学者提出可将民事证据置于民法典中来规定。[6]因此，证据法的内容不全为公法，总有那么一部分公益色彩不那么浓厚的“任意规定”。当事人通过证据契约处分自己的“私”权利，即使违反了“任意规定”，如果对方当事人并不提出异议，就没有必要视为无效，因为这反而有利于诉讼程序的稳定与经济。



（二）诉讼模式基础



在民事诉讼领域，向来存在职权主义诉讼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之争，由于两种模式之间的某些差异带有根本性，这就使得某些具体诉讼制度的存在与适用实际上成为诉讼模式选择的结果。证据契约也不例外，其制度的生存依赖于诉讼模式基础，那就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所谓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一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继续依赖于当事人，法院或法官不能主动依职权启动和推进民事诉讼程序，二是法院或法官裁判所依赖的证据资料只能依赖于当事人，法院或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以外主动收集证据。而当事人主义的核心和基调是辩论主义原则和处分原则。依照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理论，辩论主义是指认定案件事实的有关诉讼资料只能由当事人提出，否则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根据，即“当事者以什么样的事实作为请求的根据，又以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存在或不存在，都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领域”。[7]而处分原则作为当事人主义的另一重要表现，包括：一是诉讼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开始；二是当事人决定审理对象的内容和范围；三是诉讼可以基于当事人意思而终结。其中，“当事人对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的处分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重要内容。当事人对诉讼资料的处分表现在：当事人没有在特定阶段和场合（辩论过程中）提出来的案件事实，裁判者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8]这说明，在对诉讼资料的处分上，处分原则与辩论主义原则不谋而合。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集中体现了民事诉讼领域的意思自治；而证据契约作为反映私法自治精神的具体形式，也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体现。因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必然肯定证据契约这一民事行为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证据契约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存在制度上的契合，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也正是证据契约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诉讼模式基础。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院有全面调查取证的权力，可以在辩论程序之外寻求定案的依据，辩论主义和处分原则对法院没有约束力，因此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讨论证据契约既缺乏法理依据，也没有实际意义。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9]这为证据契约制度在两大法系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但证据契约的提法只存在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尽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当事人间的证据“合意”，却不使用证据契约这一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