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计划生育条例（第三次修正）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计划生育条例（第三次修正）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1988年11月2日天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3年3月9日天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计划生育条例〉第七条第三项中收养人年龄规定的
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1994年4月15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1997年7月30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的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人口生育必须按计划进行。鼓励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禁止计划外生育和非婚生育。
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公民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三条 推行计划生育，坚持以教育为主，同时采取经济的和行政的措施。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实行任期人口目标责任制。
各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做好本系统、本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
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治理，各有关部门、群众团体要依据各自承担的职责，制定有利于鼓励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有效措施，实行齐抓共管。
第二章 生育调节
第五条 男女双方按照法定结婚年龄推迟三年以上结婚为晚婚。已婚妇女二十四周岁以上生育第一个子女为晚育。
第六条 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但符合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非农业户籍公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经本人申请，区、县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经指定的医疗单位诊断证明，第一个子女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再婚夫妻（含一方再婚、一方初婚），原有一个子女的；
（三）婚后五年以上不孕（育），经指定医疗单位诊断证明为不孕（育）症，年满三十五周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四）夫妻双方均系归国华侨或者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在我市定居不满六年的；
（五）夫妻双方均系独生子女的；
（六）从外地迁入我市的少数民族公民，迁入前经当地县级以上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批准，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并已怀孕的；
（七）市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特殊情况。
第八条 农业（含渔业）户籍公民，符合本条例第七条第一、二、三、四、六、七项规定和下列条件之一的，经本人申请，区、县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夫妻一方因残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是二等乙级以上残废军人的；
（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
（三）男方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并负责赡养女方父母的；
（四）劳动力缺乏的山区、半山区的农民，只有一个女孩的；
（五）同胞兄弟中一人婚后没有生育能力或者因特殊原因不能结婚，其他人各生一个子女的，经协商一致，准许其中一人再生一个。
第九条 经批准生育第二个子女，必须与生育第一个子女间隔四年以上，但符合第七条第二项中再婚夫妻女方系初育者和第七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已婚育龄夫妻必须服从人口计划管理，凭《生育证》生育子女。
第十条 夫妻一方是农业户籍，另一方是非农业户籍的，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条件，以女方户籍为准。
第三章 优生和节育技术服务
第十一条 公民结婚应当进行婚前健康检查；生育应当接受优生指导。
第十二条 有生育能力的夫妻，应当采取节育措施。
第十三条 经指定的区、县以上医疗单位诊断，育龄夫妻一方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的疾病的，禁止生育。
第十四条 医院及区、县和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施行节育手术，必须具备施行手术条件，由合格的医务人员严格按照手术常规进行，确保接受手术者的安全。
第十五条 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因子女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经批准允许再生一个子女的，免费施行输卵（输精）管再通手术。
第十六条 公民接受节育手术后，经医院及区、县和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证明，是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假期；是农民的，由所在乡、镇和村给予照顾。
第十七条 施行节育手术的费用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办理。
经区、县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组鉴定，确因节育手术引起并发症的，由施行手术的医疗单位给予治疗或者负责予以转院治疗。经施行手术的医疗单位证明需要休息的，休息期间，职工由所在单位照发工资；无工作单位并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生活补助，或者根据其
身体情况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经区、县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为节育手术事故的，依照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处理。
第四章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
第十八条 凡有我市常住户籍的公民，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不在同一居（村）民委员会的，其计划生育的管理工作，由户籍所在地的居（村）民委员会负责，经常居住地的居（村）民委员会予以协助。
第十九条 外地来我市的流动育龄妇女，必须持其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开具的计划生育情况证明，到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后到公安部门登记暂住户口，从业的，有关部门和单位方可发给营
业执照或者接纳其就业。
第二十条 外地来我市的流动育龄人员计划外生育子女的，由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公安部门注销其暂住户口；从业的，由用人单位予以辞退；从事个体经营或者个人合伙经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实行晚婚的，婚假增加七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分配住房。实行晚育的，给予女方一个月基本工资的奖励，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各负担百分之五十，或者增加产假三十日；男方所在单位给予七日护理假。晚婚、晚育假期间工资照发，其
他福利待遇与国家规定的婚假、产假相同。
农民实行晚婚、晚育的，可以参照前款规定，由所在乡、镇和村给予奖励。
第二十二条 夫妻双方只生育一个子女并领取《独生子女证》的，给予以下奖励：
（一）每月发给独生子女保健费，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各负担百分之五十，发至子女年满十四周岁止。农村确有困难不能发放独生子女保健费的，可减免其义务工、统筹款，或者优先招收其到乡、镇和村的企业工作。
（二）城镇分配住房及独生子女入托儿所、幼儿园和就医时，有关单位应当给予优先和照顾。
（三）农村对独生子女家庭应当在生活和生产方面予以照顾。
第二十三条 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表扬和奖励。成绩突出、符合条件的个人，可以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第二十四条 非婚生育子女的男女双方、不依法收养子女的夫妻，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征收计划外生育费。
第二十五条 未经批准生育第二个以上子女的和非婚生育子女的，为计划外生育。未经批准怀孕第二胎以上的和非婚怀孕的，为计划外怀孕。对计划外生育子女的夫妻，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对计划外怀孕的，限期终止妊娠，
经教育拒不接受的，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预征计划外生育费，职工还要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终止妊娠的，预收的计划外生育费应当予以退回。
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未经批准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月对夫妻双方各征收月标准工资百分之二十的计划外生育费，连续征收五年。禁止生育第三个子女，违反的，按月对夫妻双方各征收月标准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计划外生育费，连续征收七年。
农业户籍公民和非农业户籍的个体工商业者以及待业人员计划外生育子女的，征收计划外生育费的标准和期限，由区、县人民政府规定，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对符合计划生育条件未领取《生育证》而生育子女的夫妻，由其所在区、县人民政府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处以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计划外生育费可以分期征收，也可以一次征收。
第二十七条 计划外生育子女的妇女，孕产期的检查费、住院费和医疗费一律由个人承担。在被征收计划外生育费期间，其计划外生育的子女不得享受职工供养直系亲属的福利待遇。
第二十八条 计划外生育子女的夫妻，在被征收计划外生育费期间，不得享受各种先进荣誉；是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由其所在单位逐月扣除其奖金（特殊贡献奖除外），并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九条 没有完成计划生育工作考核指标的地区、单位，当年不得被评为综合性先进地区、单位和文明单位。机关、群众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独立核算为单位）出现计划外生育的，由计划外生育的女方户籍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视情节给予处罚。
第三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区、县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部门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
（二）干涉、阻碍采取节育措施或者补救措施的；
（三）遗弃、残害婴幼儿的；
（四）虐待女婴及其母亲的；
（五）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
（六）侮辱、殴打和故意伤害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毁坏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财物的。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予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的，应当作出书面决定。当事人对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当
在两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的，由作出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计划生育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以上、以下，均包括本数。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1989年1月1日起施行。
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
（1997年7月30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7年7月30日公布施行）
决定
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修改《天津市计划生育条例》部分条款的议案，决定对《天津市计划生育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外地来我市的流动育龄人员计划外生育子女的，由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公安部门注销其暂住户口；从业的，由用人单位予以辞退；从事个体经营或者个人合伙经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二、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非婚生育子女的男女双方、不依法收养子女的夫妻，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征收计划外生育费。”
三、将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未经批准生育第二个以上子女的和非婚生育子女的，为计划外生育。未经批准怀孕第二胎以上的和非婚怀孕的，为计划外怀孕。对计划外生育子女的夫妻，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对计划外怀
孕的，限期终止妊娠，经教育拒不接受的，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预征计划外生育费，职工还要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终止妊娠的，预收的计划外生育费应当予以退回。”
四、将第二十五条第四款修改为：“对符合计划生育条件未领取《生育证》而生育子女的夫妻，由其所在区、县人民政府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处以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五、将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计划外生育费可以分期征收，也可以一次征收。”
六、将第三十条修改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区、县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部门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
（二）干涉、阻碍采取节育措施或者补救措施的；
（三）遗弃、残害婴幼儿的；
（四）虐待女婴及其母亲的；
（五）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
（六）侮辱、殴打和故意伤害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毁坏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财物的。”
七、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予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的，应当作出书面决定。当事人对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复议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的，由作出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八、在附则中增加规定“本条例所称以上、以下，均包括本数”，作为第三十三条，原第三十三条顺延为第三十四条。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天津市计划生育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7年7月30日
王竹 四川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债务 责任 最终责任 风险责任 受偿不能风险
内容提要: 自己责任原则是现代侵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适用非按份责任形态的数人侵权责任中，却普遍存在责任人可能为本不属于自己的最终责任份额承担责任的现象。对此问题学说上不但鲜有专门研究，甚至连指称这部分责任的专门术语也不存在。通过对债务与责任的区分、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的区分，可以清晰的看到最终责任与风险责任的区分。所谓“风险责任”，就是责任人承担的超过最终责任份额的责任部分，其实质是受偿不能风险。确立风险责任概念，就形成了“自然债务－最终责任－风险责任”的侵权责任概念谱系，能够精确的描绘债务和责任的重合或单独存在状态。
自己责任原则是现代侵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适用非按份责任形态的数人侵权责任中，却普遍存在责任人可能为本不属于自己的最终责任份额承担责任的现象。这部分超过最终责任份额的责任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学说上不但鲜有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甚至连指称这部分责任的专门术语也不存在，这引起了笔者的研究兴趣，开始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一、非按份责任形态中损害赔偿责任的异化及其带来的疑问
首先以最典型的两个加害人D1、D2共同侵害受害人P的简单案例来说明不同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适用中责任人实际承担责任份额的差异。假设P遭受了1000元损失，如果适用按份责任，D1、D2按照各自的最终责任比例共承担1000元的赔偿责任；[1]如果适用连带责任或者不真正连带责任，P可以向D1或者D2单独要求全部的赔偿，但获得的总额不得超过1000元；[2]如果适用补充责任，若D1是直接侵害人，承担1000元的损害赔偿责任，D2承担最多不超过1000元补充责任。[3]后三种非按份责任的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的设计，在一定程度都是为了解决实际案件处理中，充足损害赔偿能力的假设与赔偿能力普遍不足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同时依据不同的案件情况根据法律规定进行选择适用。
但按照权利与义务的对应性，在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赔偿权利人的请求权数额应该“＝”数个赔偿义务人的损害赔偿义务总额；按照自己责任原则，赔偿义务人所承担的责任数额也应该“＝”损害赔偿义务数额。这两个等式在按份责任形态中是没有问题的，但在非按份责任形态，即连带责任形态、不真正连带责任形态和补充责任形态中，如上面的案例所展示的，数个责任人承担的赔偿责任总额“>”赔偿权利人的请求权数额。在D1、D2两人可能承担的赔偿总额中，有1000元是应该向P承担的最终赔偿责任，而剩余多出的部分显然不是最终赔偿责任。那么，便出现了多余损害赔偿责任性质的疑问：这部分赔偿责任的性质是什么？与1000元最终赔偿责任有什么区别？
二、债务与责任的区分
要解决上述疑问，必须回到债务与责任的区分层面上进行探讨。因为赔偿权利人的请求权数额和赔偿义务人的义务数额都是债的数额，在性质上不同于赔偿责任，这种性质上的不同可能就是数额上不相等的原因。
（一）罗马法不严格区分债务与责任
《法学阶梯》中的“债是拘束我们根据国家的法律而为一定给付的法锁”。《学说汇纂》中提到“债的本质并不是要请求某物或某役权，而是使他人给与某物、为某事或为某物的给付。”有学者认为二者内容相同，但后者略为具体，[4]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法学阶梯》中的债的定义相对于《学说汇纂》中更强调强制性。债（Obligatio）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得据此请求他人为一定的给付，也就是请求权，由此请求权的人是债权人；另一方面则是据此应请求而为一定给付，这就是给付义务，承担给付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的这种关系因为有国家认可的“Obligation”作为依据，因而可以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从而使“Obligation”成为实施拘束双方当事人的“法锁”。[5]因此，尽管罗马法上不严格区分债务和责任，但“法锁”已经体现出债务和责任的最早区分。人在成立债的关系以前可以自由行为，当债的关系成立后受到“法锁”的约束，债权人完全可以根据“法锁”的效力而对债务人的人身具有“管束权”，并可以在债务得不到清偿时实现。罗马法上这种约束关系的产生是基于当事人双方的自愿而不是强制，而这种约束之所以能够实现，却是由于国家法律的维护。另外，由于这种关系完全是特定的人身关系，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才逐渐由财产上的责任取代了人身上的管束。[6]
（二）日耳曼法对债务与责任的区分
债务与责任的区分，乃是日耳曼法的重要贡献。根据李宜琛先生的考证，日耳曼法上的债务（Schuld）一语，意为“当为”，该词也指债权。故所谓债务者，原谓债权人与债务人间之当为状态。债务人并不负有强制履行之义务，履行与否，悉属债务人之自由；若债务人基于其自由意思，自进而为履行时，则其给付有终局的效力，则不得再行任意取回，而当事人间之债权债务，亦即因而消灭。至债权人亦不过仅得保有其所受领之给付而已，债权人亦无强制诉追，要求债务人给付之权利也。所谓责任（Haftung）者，为服从攻击权之意。盖谓于债务不履行时，得诉之强制手段，要求债务之满足，损害之赔偿及复仇者也。是以责任为对于债务之羁束状态，得称之为羁束（Binding），亦即债务之担保。部族法之法源中，恒谓债务人对自己之债务，自负责任者，为保证人。即在中世纪法源中，亦尝谓之为自己保证。故在日耳曼中世法往往谓责任为保证或担保。[7]
可见，日耳曼法上的责任与债务是不同的概念，二者的关系可能有以下六种特殊情形：（1）无责任之债务，如罹于时效、赌博债务等；（2）无债务之责任，如对于将来可能发生之债务，先行设定质权或者保证；（3）负债务而自己不负责任，如有他人提供担保或设定物上保证；（4）负责任而自己不负债务，如家长因其家属之侵权而负有责任，债务属于家属（加害人）。更如动物之占有人就动物加于他人之损害，仅有责任而无债务，其债务则由动物负之；（5）债务于责任从属同时存在，而其范围则不尽相同，如有限责任；（6）债务之内容与责任之内容，多不相同。[8]
（三）德国法继受了日耳曼法对债务与责任的区分
德国普通法时期继受罗马法，也不严格区分债务与责任，一般认为责任为债权及于债务人财产上之效果。而到了《德国民法典》制定之时，资本主义立法思想已经从单纯的个人本位趋向于社会本位，日耳曼法的团体本位也就更多的重新进入到立法者的视野中。通过学者对挪威、瑞典等古日耳曼民族法律的研究，终于在1910年由日尔曼法大家Gierke完成了债务与责任的区分。Gierke将日耳曼法上的责任分为人上责任、物上责任和财产责任三种。现代民法多采二分法，将责任分为物上责任和人上责任。物上责任是以物体代当债务而受束缚，以质物为典型；人上责任是以人之身体及其所有之财产负有代当债务之责任。因此现代民法的人上责任，包括了Gierke所说的人上责任（身体责任）和财产责任。[9]后世民法的物上责任就发展为物权法上的担保物权，财产责任就发展为债权法上的担保制度，包括债权性质的担保和民事责任，而身体责任则逐渐被废除。德国法的这种体例为后世民法典上对债务和责任的区分奠定了基础。
（四）我国传统民法学说对债务与责任的区分
我国传统民法学说沿袭了德国法上对债务与责任的区分，认为从法律目的来说，债权关系之目的，并不在于债务人给付之“实行”，而系在于债务人给付之使债权人获得满足。[10]因此，债务仅属于法的当为，而不含有法的强制。[11]而关于责任的本质，主要可以分为“惩罚说”和“担保说”两种学说：“惩罚说”认为责任是义务不履行的法律后果，“担保说”认为责任是义务履行的担保。尽管罗马法上并不区分债务与责任，但“惩罚说”显然具有私犯的意味，而“担保说”建立在区分债务与责任的基础上。[12]学者大多持“担保说”，如史尚宽先生认为，债务为应为给付之义务，责任为此义务之财产的担保。债务人不为给付时，债权人得依强制执行之方法，以实行其债权者，即以此也。[13]林诚二教授也指出，所谓责任关系，指债务人不履行其给付义务时，以其纵财产担保其债务人之一种特定人间的关系，藉此责任关系，以达到与因给付同一价值之债的目的。[14]王泽鉴教授总结为：“债务，是指为一定给付的义务。责任，指强制实现此项义务的手段，亦即履行此项义务的担保。”[15]
（五）我国侵权法理论的独立性及其与债法理论的关系
我国《民法通则》突破了传统民法的债法体例，不是把侵权行为列入债的发生原因之一进行规定，而是将民事责任独立为章，并在其中专门规定了侵权的民事责任。这样规定的目的是既不否定侵权行为是债的一种发生根据，又突出了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的法律责任性质。[16]对于《民法通则》的立法模式，通说认为是一种立法模式上的缺陷，并认为侵权行为作为一种法律事实，亦产生侵权之债。所以虽然我国《民法通则》专设民事责任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民法就以“侵权责任”概念完全取代了“侵权行为之债”的概念。侵权行为既产生责任又产生债务，损害赔偿既是行为人对国家所负的责任，也是其对受害人所负的债务。[17]笔者看来，这种学说在肯定债务和责任并存的同时，实质上已经改变了对责任的认识，即认为责任人是对国家负的具有一定公法意义上的责任，而非对受害人的私法上的责任。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加强对合法权利的保护和对不法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的控制。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对侵权民事责任的制裁性和补救性的双重性质的认识。[18]可见，《民法通则》的侵权责任，是以制裁性为第一位，补救性为第二位，所持的侵权责任与侵权之债的关系，相当于传统民法的“惩罚说”。
《民法通则》的这一体例变化对我国侵权法理论体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我国民法学界普遍将侵权行为作为一种债的发生根据加以研究。《民法通则》颁布之后，我国民法理论的体系也相应调整，学者们普遍都将侵权行为放在民事责任部分加以研究。[19]应该承认，我国债法理论已经脱离传统债法理论的轨迹，尤其是侵权责任具有较强的独立性，2002年底的“民法典草案”删除债法总则编和2009年底《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通过，正反映了我国民事责任立法的发展方向，即侵权法已经发展成为所有民事权利的保护法，[20]这就更需要明确侵权责任与债务的关系。
（六）我国侵权法上对债务与责任关系的应有认识
法律责任的范围不同于道德责任的范围，就像法律义务的规范不同于道德义务一样。承担法律责任必须具备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而可归责性又必须具有特定的、适用于全体人的归责标准。在民法中，法律责任的后果是产生某种损害赔偿义务。[21]债务与责任的区分，使得通过法律技术区分道德和法律不同意义的责任成为可能，进而通过限制强制执行民事主体的责任财产而保护其自由成为了可能。质言之，债务意义上的“应为”是道德层面的，而责任意义上的“须为”则是法律层面的，二者合一或者不作区分，将压缩市民社会的私人空间；对二者进行区分，则承认法律强制之外尚有个人基于道德因素的自觉给付。至于传统民法认为债务与责任原则上系相伴而生，如影随身，难以分开，[22]则只是对债务与责任存在常态的描绘。民事责任法律制度的最重要存在目的，就是通过候补性的强制执行制度，保障债权人债权的满足。这种保障，是通过在债务上成立责任来实现制度设计目的的，并在责任范围内提供保障。因此民法上的责任范围一般等于或者大于债务，正如同桔子的皮和肉，债务是肉，责任是皮，肉是用外皮保护的，以及债务为责任所包含。[23]
按照“惩罚说”，责任是义务不履行的法律后果，是否意味着债务人无力清偿将面临其他不利后果而实现所谓“国家强制”？那么是否意味着不能偿还债务就面临刑事或者行政责任呢？这至少不符合现状。相比而言，“担保说”更准确的描绘了债权人受偿不能风险的情形，责任不过就是义务人用自己的全部财产为债务履行所作的担保，也更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因此本文采“担保说”，认为债务为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所为给付，责任为债权人在债务人不为给付情况下可以强制执行财产的数量。在侵权法上，侵权之债是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给付的损害赔偿的金钱数目，而侵权责任是债权人在债务人不为给付或者给付不足情况下，可以强制执行的责任财产总数。必须特别强调的是，责任财产不以债务人自己财产为限，还可以是其他民事主体的财产。
三、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的区分
债务与责任的区分，在单独债务与单独责任之间并不清晰，这也是该问题被忽略的主要原因，但在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之间，则十分明显。如果说债务与责任的区分在单独债务中更多的体现为理论意义的话，那么在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的区分上则具有更多的实践意义。
（一）罗马法上的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的关系
罗马法上的按份之债是指债在不同的债务人或债权人之间进行分割，以使每个人都只承担给付总额的一部分或者只有权要求其中一部分，这样，实际上出现的不仅是数个债务人或数个债权人，而且出现数个标的，其中每一个只代表整个标的的一部分，只是考虑到各个标的统一在一个总的标的之中，这种债相对于各个主体才被称为份额之债。[24]罗马法上也存在连带之债（obligatio in solidum），债权人或债务人之间就债之成立与消灭相互有连带的关系，如债权人有权向多数债务人中的任何一个债务人请求偿还全部债务。优帝之前，债权人请求多数债务人清偿时，须分别起诉。优帝以后，就可以向各连带债务人同时起诉以请求赔偿。[25]罗马法上的连带之债或共有之债可以定义为：“具有数个主体（债权人或债务人）和完全同一的和单一的标的的债，在这种债中，各个债权人有权要求完整的给付，但在数名债务人中只是一人清偿或为所有债务人负责，另一方面在数名债权人中只是一人提出请求或者代表所有债权人。”因此，事实上只有一个债务人或者债权人，显然这种形式的连带之债可以相对于所有人消灭。连带债权叫做主动共有之债，连带债务叫做被动共有之债。连带之债或共有之债，对于各个债务人来说，债是完整的、连带的，或者每个债权人均有权要求完整的给付，这类债可以称作累积性的连带债，这是后世连带之债的源流。另外，罗马法也出现了后世不真正连带债务的雏形，债对于各个债权人和债务人是连带的，但不是表现为累积的方式，而是表现为选择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各不同主体间选择其一，从而使债务或债权一次消灭。[26]
我们可以看到，罗马法上的连带债务实际上是一种债的保全措施。债的保全又称债的担保，是指保证给付能够按约履行，并防止发生债务人无力清偿的危险的各种措施。罗马法上，为了保证给付能按约履行，采用违约金契约、定金、副债权契约等办法；为了防止债务人无力清偿，则采取了连带债、保证、担保物权和被欺诈行为的撤销等措施。由于债务人无“检索抗辩权”，其担保效力较之保证债权更强，故连带债务对债权人极为有利。不过债权人或债务人有数人时，其债权和债务以按比例分担为原则，故连带债实为例外。[27]
（二）我国传统民法学说对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的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