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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公安交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李钢


　　何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将其定义为：“在特定的情况下，依照职权以适当和公正的方式作出作为的权力”。罗豪才先生认为：“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行政机关根据其合理的判断，决定作为或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权力。” 王名扬先生认为：“自由裁量是指行政机关对于作出何种决定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在各种可能采取和行动方针中进行选择，根据行政机关的判断采取某种行动。也可能是执行任务的方法、时间、地点或侧重面，包括不采取行动的决定在内”。
　　笔者认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主体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条件，有选择地进行处置的权力。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行政权的核心，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所必需的权限，也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诚如k.c戴维斯所言：自由裁量权像斧子一样，当正确使用时是件工具，它也可能成为伤害或谋杀的凶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这是千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指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违背了公平、理性等法律原则，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自由裁量权极易被滥用，这是由其特点所决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选择性和任意性的特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可以相对自由地决定作为或不作为。同时，法律关于行政自由裁量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这就会产生许多自由的空间，行政机关在这些自由空间里的行为表面上看是合法的，因为它没有超过法律的原则性规定。
　　公安交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在相关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秉承法律精神和公平正义的原则，以一般的逻辑思维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事实进行分析、判断、认定，从而选择性地实施公安交通管理执法活动的权力。由于法律规定存在条文性、稳定性、原则性等局限，有限的立法资源无法列举完美，罗列穷尽，立法技术也无法办到，一部法律无法穷尽规制领域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况，更不能期望它的自动实施，它必须由执法者这一媒介去将“死”的法律条文与“活”的社情联系起来，这就决定了执法者必须得有一定自由应变的权利，应运而生的就是自由裁量权；它的存在是必然的，是法律授权的，它对于贯彻实施法律精神和规定，提高行政执法效率，促进执法的公平、公正、合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但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依法合理地行使会促进公安交通管理执法活动的合法性、公正性，可是一旦使用不当，则会使任意执法、执法犯法、规避法律等违法违纪行为更为大行其道，有恃无恐；任何权力都可能滋生腐败，公安交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亦不例外。要建立依法、公正、文明执法的公安交通管理队伍，促进和谐交通工程建设进程，如何规范和监督好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就显得尤为重要。
　　公安交通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违法行为构成要件的认定。如机动车驾驶人不服从交通警察指挥这一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认定，当事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故意，在程度上是否达到违法，客观上是否具有服从的条件等要件的认定便具有很大的弹性。2、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如货运机动车违反规定载人的和货运机动车违反规定载客的两种违法行为，在认定上具有相当大的相似性和可转换性，而法律规定的处罚严重程度却迥然不同，前者不需扣分，后者需要扣6分。3、不同处罚种类的选择。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部分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上提供了警告、罚款、暂扣证件、暂扣车辆、吊销证件、拘留等可供选择的多种处罚种类，执法中对轻重不同的处罚种类的选择上拥有了很大空间。4、同一处罚种类幅度的选择。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处罚幅度上规定有“5元-50元”、“20元-200元”、“200元-500元”、“500元-2000元”、“200元-2000元”、“拘留15天以下”、“暂扣3-6个月”等幅度大小不一的区间，容易出现处罚的轻重不一，畸轻或畸重，造成执法的不公。5、处理时间的选择。《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时限只作了最长期限的规定，在规定时限内做出处理都具有一定的形式合法性，但在处理时间长短、处理速度快慢的选择上却容易滋生故意刁难、消极作为、公报私仇等现象。6、作为与否的选择。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并没有做出必须检查处理所有违法车辆的强制性规定，因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路面民警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以警力不足、另有重要任务、分身乏术、没有留意等理由选择不作为。
　　自由裁量权一直都是我们的管理层非常重视而又难以规制的问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已成为影响依法、公正、公平、合理执法的顽症，严重损害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执法形象和执法威信，导致了徇私腐败现象的泛滥。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有：1、不利于道路交通秩序的管理和稳定。因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或交通警察一旦滥用自由裁量权，处理问题随意性就会很大，反复无常，畸轻畸重，不同情况相同对待，相同情况不同对待，引起交通参与人怀疑、不信任，产生对立抵触情绪，不配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或交通警察的管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逆向增多，导致道路交通秩序的恶性发展。2、助长特权思想，导致不良社会现象的出现。由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或交通警察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或多或少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这样法律法规对自由裁量权的条件、幅度等规定的越宽，某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或交通警察越觉得自己手中的权力“宝贵”，从而在某些不正当目的的利诱下，将“公权”私权化，处事武断、蛮横、随意，执法偏离公正、公平的轨道，为所欲为，给群众留下极坏的印象。3、滋生腐败，影响执法威信。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当前公安交通管理领域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很大程度上与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有关，个别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或交通警察通过其享有的优势条件采用貌似合法的手段捞取非法利益，投机钻营，个别人甚至执法犯法追求金钱享乐，造成了腐败，破坏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
　　自由裁量权的被滥用主要体现为显失公平，畸轻畸重，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前后不一，相同情况不同处罚，不同情况相同处罚，罚态度款，罚情绪款，拖延履行法定职责，严重违背了依法、公平、公正的执法原则。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1、个人执法能力。部分交通民警业务学习不够，业务能力较差，在违法行为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常有偏差，使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成为乱执法、错误执法的工具。2、具有不正当目的。在实践中，由于个别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从本部门、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出发，以及从考虑处罚相对人的社会地位、政治背景、经济状况等因素出发，从自身好恶出发，对类似的事实、情节、后果往往作出不一致的具体处理结果。更有甚者，个别民警由于受利益关系多元化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影响，其自身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和变形，其为人民服务的执法宗旨发生动摇，根据受贿钱财的多寡，敲诈勒索的不同程度，对相同的事实、情节作出截然不同的处理结果、处理意见，明目张胆地滥用自由裁量权、践踏国家法律。 为了实现个人在金钱、权力等方面的不正当目的，个别民警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去进行法律规避，进行人情执法、权钱交易执法，满足其以权力换金钱的丑恶目的。3、情绪执法。执法观念不端正，没有牢固树立严格依法、公正执法的思想，执法不严谨，受个人生活情绪、生活压力等影响，罚情绪款。4、特权思想。部分民警特权思想严重，常以路老大自居，认为辖区就是自己的地盘，从自己的地盘过就得唯唯诺诺，必恭必敬，眼里容不得半点沙，一旦当事人予以辩解或者言语过激，便会被扣以不配合、抗拒执法的罪名，落得一个重罚；又或者故意找茬，说你有违法行为你就有违法行为，总之是罚定了，路老大思想表露无遗。
　　综上所述，规范和监督公安交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已是刻不容缓，但它也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加强对民警的宗旨意识教育。通过对党章、中央反腐败、反特权思想精神、先进典范事迹等的学习，强化民警的执法为民意识，牢固树立依法、公平、公正执法的执法理念，进一步明确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一切公安交通管理工作都应以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保障人民安全出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工作以宪法和法律为活动准则，做遵纪守法的楷模，开展法纪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引进激励机制，激发交通民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抵制各种落后、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

（二）提高民警的执法综合素质。创新学习的方法，拓宽培训的渠道，切实加强民警的业务学习和培训，提高民警的业务技能，提升民警的执法能力；同时加强民警对相关法律知识和社会、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拓宽民警的知识面，尤其要注重加强民警的法学理论和逻辑判断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增强民警的综合素质，塑造良好执法形象。

（三）完善执法程序，推进阳光执法。程序是保障执法实践依法、公平、公正的关键环节，我们要建立健全公安交通管理执法项目、内容和程序公开制度，让执法工作一目了然，增强执法工作的透明度，压缩自由裁量权滥用的空间，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行为的发生；引进证据收集制度，增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的举证责任，弥补作为弱势群体的交通参与者的举证困难处境，提高民警的证据意识；建立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认定清单制度，对所认定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以及作出的处罚一律要给予详细的性质、情节认定和适用法律条文、自由裁量情节等记录，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被处罚当事人各执一份，作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的重要证据。

（四）加强监督，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主动配合社会各界及广大媒体的监督报道，自觉接受行政监察部门、内部监督机关的监督检查，完善监督网络，推进透明执法；健全和强化对民警的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对执法错误、显失公平、任意执法、挟私报复的要依法给予严厉处理，要完善停岗培训、调离岗位、辞退、开除措施，畅通出入关，坚决将不适合从事公安交通管理岗位的人员清理出队伍，对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的违法分子要坚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论劳动关系的异化
——兼论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是区别

李长健


（本文发表于《华中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四期）

摘 要： 劳动关系属于人与人之间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的范畴，受法律调整后形成具有特定权利和义务内容的劳动法律关系。劳动关系异化原因是多方面的，其表现形式也很多，其异化将产生三种不同结果：简单变异、复杂变异、变质。事实劳动关系是劳动关系的一种简单变异。本文着力分析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异同性，指出在理论与实践中区别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本质差异的重要性。对劳动关系异化规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劳动关系问题上，我们应防范的是借劳务关系的“外壳”掩盖劳动关系的“内核”的作法，防止用人单位将本单位应尽的法律义务推给劳动者，推给政府，推给社会，从而影响全社会的可持续的稳定与发展。
关键词： 劳动关系 ；异化；劳动关系；规则；农民工

近来，关于农民工劳动权保护问题的讨论在各媒体上不断进行着，人们在惊叹数千万计农民工的人数和欠薪达千亿以上的数字时，呼吁法律不应保护沉默，呼吁消除劳动关系中法律不平等的现象，修正劳动权利不平等的法律法规，规制各种侵害公民劳动权利的行为。伴随社会体制的改变，随着劳动人事制度相应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这一切就显得意义重大。笔者在翻阅各主流报刊时发现，对农民工等现象的报道分析,法学专业期刊寥寥无几，且泛善可陈。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在此不想过多评论。有一点可以肯定，一方面，我国以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为主体的劳动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劳动法》作为第一部综合性法律在我国劳动法制建设的历程中，矗立起了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劳动法》以宪法为依据，对劳动法基本原则、劳动用工制度、劳动者的权利、工时、工资、安全卫生、社会保障等各项劳动制度和劳动争议的程序等作出了较全面详尽的规定，适应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要求，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关怀。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随着农村城镇化、产业化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劳动法》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对劳动关系的法律保护显得严重缺失和滞后。“这个立法上的疏忽，十多年来始终没有引起重视。”（康劲，2003）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笔者选取劳动法律制度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劳动关系，择其一个方面——劳动关系的异化问题，进行探讨，祈望能为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作出自己的努力。
一、关于异化与劳动关系的异化问题
“异化”是德国古典哲学术语，是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黑格尔从唯心主义出发，认为“绝对观念”经过逻辑发展的阶段，再把自身“异化”或转化为外部世界，然后又回复自身。费尔巴哈则用“异化”来说明人如何借助于幻想把他的本质“异化”为上帝对之加以膜拜，而只有当人认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的时候，才能消除“异化”现象，破除对于上帝的迷信。马克思则赋予“异化”以新的内容，他用其来表达他的关于劳动异化的概念。马克思认为：正如人用脑创造了上帝而受上帝支配一样，在阶级社会中，工人创造了财富，而财富却为资本家所占有并使工人受其支配。因此，这种财富、财富的占有以至劳动本身皆“异化”成为统治工人的、与工人敌对的、异己的力量。这种现象，只有消灭私有制度和社会分工的对抗形式，才能消除这种异化现象。①与“异化”相似的概念有“变异”、“变态”、“变质”、“变性”等。就最相似的“变异”而言，一般是指同种生物世代之间或同代不同个体之间的性状差异。它分为通过遗传物质改变的遗传变异和通过环境条件引起的不遗传变异。就生物变异而言只有遗传的变异才是生物进化上自然选择的材料。②
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个人之间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并从用人单位领取劳动报酬和受劳动保护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受劳动法等相关法律调整后，就成为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依法产生的一定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的劳动法律关系。这里的用人单位指：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体经济组织。依照《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须签订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书面劳动合同，且合同应包括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劳动纪律、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和双方自主协商的约定条款。在实际生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现象相当普遍。这种不签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只要双方实际履行了劳动权利和义务，就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换而言之，欠缺书面劳动合同这一形式要件，并不影响劳动关系的成就。
劳动关系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分为不同的类型。有的学者根据其实现劳动过程的方式不同，将劳动关系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实现劳动过程的劳动关系，一类是间接实现劳动过程的劳动关系。前者在劳动关系建立后，用人单位直接组织劳动者进行生产劳动的形式。后者在劳动关系建立后，通过劳务输出或借调等方式由劳动者为其他单位服务实现劳动过程的形式。按劳动关系规范程度和性质不同分为规范的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和非法劳动关系。按劳动关系的具体形态来划分，可分为正常情况下的常规形式、停薪留职形式、放长假形式、待岗形式、提前退养形式、下岗形式、应征入伍形式等。按用人单位的性质划分，可分为：国有单位劳动关系、集体单位劳动关系、三资单位劳动关系、私营单位劳动关系和个体组织劳动关系等。
劳动关系的异化，可分为外在形式上的异化和内部结构、性质的异化。这些异化将产生三种不同的结果：
其一是劳动关系的形变而质不变，我们称其为简单“变异”，它反映的是不同形式的劳动关系之间的性状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不会改变劳动关系的性质，其表征的仍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在劳动过程中依法形成的特殊的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关系。这种异化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关系的性质未发生变化；其变化不影响主体之间的主要权利和义务；主要由劳动法来调整。现实中的表现如未依劳动法规定订立劳动合同，但劳动者事实上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并提供有偿劳动而形成的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其劳动关系外在形式有异化的情况，没有书面合同，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实质仍没有改变。
其二是，劳动关系的形变而质亦变，我们称其为“复杂变异”或“全变异”，它反映的是不同形式的社会关系之间的性状差异，这种“变异”改变了劳动关系的性质，其表征的是劳动者与劳动使用者所形成的其他社会关系。这种异化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关系的外在形式发生变化的同时，性质发生根本性改变；其变化引起主体之间的主要权利和义务发生根本性变化；其社会关系主要由劳动法以外的其它法律来调整。现实中的表现如口头形式产生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平等主体之间就劳务事项进行等价交换过程中基于民事法律规范而形成的劳务关系。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有本质的不同，分属于不同的社会关系领域，受不同的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主体各方的权利、义务也是不同的。
其三是，劳动关系的形不变而质变，我们称其为“变质”或“变性”。它反映的是不同社会关系之间的本质差异。严格说来，这种“变质”或“变性”不存在“质”或“性”的变的问题，只存在本质区别问题，其表征的是形式相同而性质各异的不同社会关系。这种异化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关系的外在形式不变，而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其变化引起主体之间的主要权利和义务发生根本性改变；其社会关系主要由劳动法以外的其它法律来调整。现实中的表现如用人单位用书面劳动合同的形式，在无合法手续、证照下招用劳动者或招用童工的行为，其形成的社会关系，尽管形式上具备了劳动关系的外在要求，但不会产生实质上的劳动关系，而只是产生非法劳动关系。
二、劳动关系的简单变异及与劳务关系的比对
生活中，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容易相混淆。事实劳动关系是劳动关系的一种“简单变异”，这种变异只是劳动关系的表达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但其所表征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是不变的，即它仍是劳动关系，其反映的仍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受劳动法调整产生的以劳动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劳动法律关系。劳务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平等主体之间根据口头或书面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般性的或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者依约支付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的法律关系。劳务关系是从本质上有别于劳动关系的社会关系。从劳动关系的变异反应来看，它表现为劳动关系的异化中的形变且质亦变的“复杂变异”和形不变而质变的“变质”或“变性”。在现实生活中，如不认真加以区别，往往容易造成混淆，这种混淆的趋势主要反映于实质上的劳动关系被错误认识为劳务关系。反向的趋势，即将实质上的劳务关系错误认识为劳动关系的情况存在，但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不多。本文主要讨论前一趋势的问题。
将实质上的劳动关系错误当作劳务关系，其危害是多方面的、严重的。笔者序言中谈到的有关农民工劳动权利的保护问题，其中有很多方面就是因为将本属于劳动关系（更多的是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当作劳务关系来看待，从而忽视了作为劳动者的农民根据劳动法应享有的权利。如欠薪问题，对农民工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对城市市民来说，欠薪是很难谅解的社会大事。区别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防止将劳动关系“异化”为劳务关系，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为了更好的在理论与实践中区别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我们对劳务关系与事实劳动关系的异同进行如下比对：
（一）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相同性：
第一，两者均属于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范畴，受法律调整后形成具有特定权利和义务内容的法律关系。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属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范畴是毋容置疑的，两者经过不同法律调整后，在当事者之间产生不同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事实劳动法律关系和劳务法律关系，它们均拥有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其一，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法律关系，具有合法性；其二，体现国家的意志，是一种具有意志性的特定社会关系；其三，具有法律关系主体、内容和客体三个基本构成要素。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参与上述的法律关系的个人或组织。法律关系内容是指上述参与法律关系的个人或组织之间基于法律规范“指示”的规定而形成的法律权利与义务。法律关系客体则是上述关系中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指向的对象。这种对象是一定利益的法律形式，这些利益从表现形态上均可分为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有形利益和无形利益、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从实质上看，他们是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中介。③只是两者所体现的基本构成表现上有差异。
第二，两者关系的双方主体是相近的，一方是劳动者，另一方是用工者。如要加以规范的区别，在劳务关系中另一方仍可称为用工者，即使用劳动者为自己提供劳务的单位或个人。在事实劳动关系中另一方应称于用人者（或用人单位）可能更好。
第三，两者产生均应存在合同关系，且劳动者一方履行合同的主要内容是提供劳动力，其目的是为了取得相应的报酬，且合同的表现形式通常都是口头约定，而非书面形式。
第四，两者一般表现为双务、有偿合同关系。
（二）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相异性
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相异性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主体不同。事实劳动关系的主体是确定的，一方必定是作为自然人的劳动者，另一方必定是用人单位，且用人单位往往是特定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个体经济组织。而劳务关系的主体是不确定的，双方均可能是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第二，关系不同。从关系性质、内容来看，事实劳动关系属于劳动关系，它反映两个主体之间以特定财产关系为内容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人身关系。这种特定的人身关系是一种从属关系，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它反映当事人之间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社会关系。事实劳动关系体现主体之间劳动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劳务关系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关系。劳务关系中提供劳务的一方并不是另一方的成员。劳务提供者是根据双方约定的劳动内容从事劳动。劳务关系中的用工者虽然有督促检查劳务提供者提供约定劳动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不是管理行为，其实质是对对方劳务质量的检查验收。劳务关系只体现财产关系（特定的经济关系），彼此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
第三，法律不同。事实劳动关系主要由劳动法调整，其产生、变更、终止及纠纷解决均应适用劳动法律规范。劳务关系则主要由合同法为主的民法调整，其产生、变更、终止及纠纷解决均应适用民事法律规范。
第四，待遇不同。事实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除获得工资报酬外，还有保险、福利待遇和参与单位相关民主管理的权利等。而劳务关系中的劳务提供者，一般只能获得劳动报酬，没有保险、福利等待遇，更不用说有权参与单位的相关管理了。
第五，体现不同。事实劳动关系体现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劳动关系，劳务关系体现一种即时清结为主的民事契约关系。
第六，报酬不同。事实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具有分配性质，其支付方式往往表现为一种持续、定期的工资支付。劳务关系中，劳动者取得的劳动报酬是其所提供的劳动商品的价格，其支付方式通常是一次性的支付。
第七，责任不同。在对外责任上，事实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名义进行工作，由用人单位承担法律责任，与劳动者本人没有关系；劳务关系是提供劳务的一方以本人的名义从事劳务活动，由提供劳务的一方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在相互责任上，事实劳动关系纠纷中当事人之间主要承担劳动法方面的责任；劳务关系纷纷中当事人之间主要承担民商法方面的责任。
三、对劳动关系异化的规制
劳动关系异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表现形式也很多。在讨论这个问题，区别劳动关系，特别是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时，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其本质上的差异。而在讨论对劳动关系异化的规制问题时，我们在注意其本质内涵外，则要注意其形式上异化对劳动关系主体权利和义务的影响，特别是劳动关系异化后对劳动者权利和义务的影响。实践中，在劳动关系异化问题上，我们应防范的是借劳务关系的“外壳”掩盖劳动关系的“内核”的作法，防止用人单位将本单位应尽的义务推给劳动者，推给政府，推给社会，从而影响全社会的可持续稳定与发展。如现实生活中，将事实劳动关系非法异化为劳务关系的城市单位用工做法中聘用农民工问题，就显得非常严重。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往往更多地体现用民事法律规范对劳务关系的保护，而没有更好地用劳动法律规范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角度去考虑。近几年来越演越烈的农民工欠薪问题之所以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将农民工当作简单的劳务提供者，而没有看到在农村城镇化、产业化和现代化下的农民，特别是无地农民，其在劳动中的处境与城市市民已无太大的差异。城市市民每月工作能拿到工资，并享有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农民工也应该逐步享有劳动者相应的劳动权利。我们应在劳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更多的重视和提供更多的制度安排。
就劳动关系异化问题而言，在立法上我们应倾注更多的力量规范各种形式的用工，应借鉴西方一些国家较成熟的经验，结合中国特点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法律规范。在规范劳务关系时，应采取严格的检查和管理制度，尽可能控制和严格管理各种不稳定的雇佣关系。特别是对临时工的使用方面，可以借鉴1982年法国政府颁布的法令，对临时用工的条件、期限、要求和雇佣临时工的法律后果进行严格的规范。如在法国用人单位要雇佣临时工，不能自行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或直接到劳动力市场上寻找，而必须经过合法的临时工介绍所进行。临时工在与介绍所之间形成个体劳动合同关系的同时，用人单位与介绍所之间形成服务合同关系。介绍所享有真正雇主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临时工在用工单位的工作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注释：
①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2465页。
②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4374页。
③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09—118页。
④李长健主编《新编经济法通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467—4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