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三来一补”管理的若干规定
广东省深圳市政府
关于加强“三来一补”管理的若干规定
深圳市政府
（1995年5月2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布）
开展来料加工、来样生产、来件装配等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补偿贸易（以下简称‘三来一补’），对我市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及时解决“三来一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加强管理，促进全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作出以下规定：
一、开展“三来一补”的指导方针
（一）开展“三来一补”应本着稳定、发展、提高，在巩固中优化发展，在调整中不断提高的指导方针，加以正确引导。要根据深圳整体经济的战略要求，正确处理开展“三来一补”与整体经济的发展关系。既要有利于充分发挥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加速发展生产力，又要有利于
整体经济的优化和提高，不失时机地把我市经济推向新的水平。
（二）从实际出发，不同地区应有区别、分层次地发展“三来一补”。特区内要适度发展，宝安、龙岗两区要积极发展，山区和偏僻地区要鼓励发展。
二、开展“三来一补”的若干政策
（三）要将“三来一补”的发展纳入深圳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并以镇为主进行统一规划。积极发展规划合理、服务功能齐全的工业区。要将生产区和生活区分开规划建设，搞好道路、供水、排涝、供电、通讯、消防及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
要充分利用现有厂房发展“三来一补”项目。在现有厂房未充分利用之前，一般不批准新建厂房。市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各区政府要加强对新建厂房的宏观调控。新建厂房，必须根据资源和招商引资情况，按规定程序报建并经规划国土部门审批后方得兴建，不得擅自兴建，以免造成厂
房空置。
山区和偏僻地区发展“三来一补”，尚未有厂房的，要根据需要兴建厂房，其工业用地地价，经市规划国土部门批准，可比其它区域工业用地地价下浮30％。
（四）开展“三来一补”的产业政策应与全市产业政策相一致。积极鼓励发展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全工序配套生产的项目，限制发展高耗能、高耗水等资源占用量大的项目，禁止兴建污染环境的项目。对已有的污染环境的项目必须限期治理，逾期达不到规定标准的，坚决停办或
者搬迁。
（五）市、区政府的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劳动用工的组织和计划管理。加强职业介绍和培训，为“三来一补”企业提供优质劳动力。
“三来一补”企业，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劳动用工合同制，明确厂方与劳务工双方承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
“三来一补”企业必须按照我市的有关规定，组织劳务工参加工伤等相关的社会保险；必须不断改善劳动条件，保障劳动者的劳动安全。
“三来一补”企业必须保证劳务工合法享有的工资待遇，劳务工工资不得低于市劳动局公布的该地区的工资最低标准。如需要加班、加点，应按规定支付加班、钟点工资。不得延付或克扣工人工资。
（六）根据国家和广东省的有关规定，凡进出口企业承接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其所生产的出口货物和所获得的工缴费免征增值税。凡新办“三来一补”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经营期不足十年而享受
上述企业所得税优惠的，要按规定追回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
（七）根据国家和广东省有关规定，对外加工装配的成品属于国内市场紧缺而国家允许进口的，经市经济发展局（以下简称市经发局）会同有关部门审核批准，按规定办理进口手续和依法纳税后，可以在国内销售；“三来一补”企业经市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可使用国产原材料、零部件进
行加工装配制成产品后出口。
（八）外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办理自货自运深、港直通车：
1、承接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企业年加工费达100万港元以上者；
2、补偿贸易企业，外商投资50万美元、年出口50万美元以上者；
3、每月进出口货物达60吨以上者。
（九）市财政对区属（含村镇，下同）“三来一补”企业收取的占工缴费3％的统筹部分不再收取。市财政对市属“三来一补”企业收取的统筹部分仍按原规定执行。商务单位对市属“三来一补”企业工缴费收取的手续费，由占工缴费的5％调整为3％。
三、加强管理，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
（十）对“三来一补”企业要加强财务管理。“三来一补”企业应按市有关规定，设立帐簿，建立健全各项财务制度，合理核定工缴费结汇基数。
（十一）严格执行各项安全制度。“三来一补”企业应按规定设置消防、安全设施，加强防火、防事故等安全管理。有关主管部门对违反安全制度的“三来一补”企业必须依法查处，依法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十二）“三来一补”企业所在地区应加强治安管理。采取社企联防、区域联防、村镇联防、警民联防等措施，充分发挥各种治安自治组织和群防群治组织的作用，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认真及时处理好因劳资纠纷引发的问题，创造良好安定的社会治安环境。“三来一补”企业要认
真做好内保工作。
（十三）各级政府要统一政令，对现有“三来一补”企业收费项目进行全面清理。本着减轻企业负担的原则，降低企业的收费标准，减少收费项目。有关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特区内由市政府规定，特区外由宝安、龙岗两区政府提出方案，报市政府核准后执行。所有收费实行收支两条
线，由负责该项收费的部门开单，使用财政部门印制的票据，由财政部门统一收取。建立有利统一管理的收费卡制度，收费卡上没有的收费项目，“三来一补”企业有权拒付。建立对乱收费的举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规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追究该单位负
责人和直接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十四）规范对“三来一补”企业的检查工作。确属必要的检查，由各级政府批准统一进行。坚决查处到企业吃、拿、卡、要的恶劣行为，切实纠正乱检查的现象。
（十五）政府各部门要提高办事效率，做好对“三来一补”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对“三来一补”的项目申请，按原管理权限和程序分别由市、区有关主管部门审批，除需报送外经贸部审批的项目外，应在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批复。对“三来一补”企业领取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的申请，凡
符合条件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税务部门应自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准登记；不予登记的，应向申请者说明理由。
（十六）各镇、村的工缴费统筹收入，应划出一定比例建立自营工业体系，生产适销对路的自营产品，培植稳固的经济基础。
（十七）提高中方参与“三来一补”企业管理的能力。中方除向“三来一补”企业派出厂长和财务人员外，有条件的还应派出技术人员、业务经营人员，切实参与“三来一补”企业的运营，提高中方人员的经营管理能力和技术消化吸收能力。
四、其它
（十八）本规定由深圳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十九）本规定由市经发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执行。
（二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1995年5月2日
摘要：犯罪不仅要有质的规定，也要有量的限制，任何一种行为构成犯罪，都必须以有社会危害性为前提条件，而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相当社会危害性，行为人虽然剥夺了病患者的生命，但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行为人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病人本人渴望着死亡的降临，且对病人而言，免受痛苦的死比痛苦不堪的生更有价值。在刑法犯罪学理论上，安乐死特别是积极安乐死行为，虽然已满足犯罪构成，但由于其行为与社会既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并不抵触，刑法才有必要将此列为犯罪阻却事由之列。据此，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应排除在犯罪之外。
关键词：安乐死、非犯罪化、阻却违法事由、事实上的非犯罪化
一、安乐死的非犯罪化
我国第一起正式诉诸法律的“安乐死案件”在陕西汉中发生以来，安乐死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986年6月28日上午，陕西省汉中市传染病医院肝病科主任蒲连升，应患者的儿子王明成的要求，指示他人为因患肝硬化腹水病情恶化，治疗无望已神志不清的夏素文注射了75mg的”冬眠灵”，并指示他人于当日下午再注射一针（100m1)。6月29日凌晨5时，夏素文死亡。1986年9月20日，蒲连升和王明成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1991年4月6日，二被告人均被法院宣判无罪。二被告人对法院宣告他们无罪表示基本满意，但对判决书中认定他们的行为属于故意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行为表示不服，提出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出抗诉。1992年3月25日，二审法院维持原判①。
本案被告人为患者实施无痛苦药物注射，并致患者死亡，属于主动安乐死，对于的法官来说，若定故意杀人罪，于情不忍；若不定故意杀人罪，则于法无据。于是法官用《刑法》第11条(1997年刑法典则为13条)的规定，笼统地认为本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从而反映出了法官“无奈”的智慧。客观地讲，由于安乐死的问题十分复杂，我国《刑法》对此未作规定，因此本案在处理过程中乃至处理之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案虽然是公开起诉和审判的国内第一起安乐死案件，承办法院以较为狡猾的方式回避了本案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在刑事判例上对于安乐死给予定性，此种判决不仅是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冲击，而且也未对今后的安乐死案件提供参照标准。
安乐死，也称安乐术、尊严死，是指对于身患绝症、治愈无望或者处于难以忍受的极端痛苦挣扎之中的濒临死亡病人，在其本人殷切明白的嘱托下，由医生采取一定措施提前病人的死亡时间，使其平静安乐死去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减轻或免除病人死亡前难以忍受的极端痛苦，如果病人丧失表达能力或意志的，可以由家属代为提出。安乐死在其本质上属于一种受托杀人的行为，所谓受托杀人是指行为人接受他人的委托而将他人杀死，相当于帮助他人自杀②，帮助他人自杀在刑法上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根据安乐死实施的措施不同，安乐死可分为积极安乐死(即主动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即被动安乐死)，前者是指采取措施加速病患者的死亡时间，使其安然死去，如注射药物；后者是指通过停止或撤消维持和延续患者生命的措施，使病人能自然死去，如关闭人工呼吸机。
目前，认可消极安乐死的合理存在，并认为实施者不构成犯罪，已基本成为共识，但对积极安乐死的定性仍存在分歧和不同。虽然人的生命进程不一定一样，但死亡终归是自然中的一部分。在允许死亡的被动安乐死形式中，死亡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病人体内机能的自然退化，基本上是病人生命进程的自然结果，人们在伦理上是愿意接受的，而在主动安乐死的情形下，涉及外部行为的主动介入，是这一来自外部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死亡的结果，人们态度不一，各国刑事司法当局一般奉行不干涉主义的政策，不像对其他犯罪那样积极主动的干预，这是一种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即使是少数引起司法当局关注，也会找各种理由给它开脱罪责或者从轻发落。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安乐死都是以病人的死亡为前提，加速死亡和放任死亡并不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行为，就像对于战场上伤势严重、抢救无效的重伤员来讲，放弃抢救和加速死亡之间很难说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不应当以法律形式禁止主动安乐死，而允许被动安乐死，这不利于安乐死的利用。
二、世界各国安乐死的立法历程
综观各国安乐死立法，最早出现的是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1936年，英国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并向英国国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1937年，美国涅布拉斯加州提出了安乐死法案，波特尔牧师建立了美国安乐死协会。1967年，美国建立了安乐死教育协会。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州健康安全法)， 这是第一次使“生前遗嘱”这类书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权威。1976年底，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会议宣称要尊重人的“尊严死”的权利③，在这次会议上，澳大利亚、日本、荷兰、英国、美国的代表共同签署了“东京宣言”。截止1986年，美国已有38个州和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正式通过“生命遗嘱法规”。
荷兰在2001年实现了安乐死合法化，比利时紧随其后也规定医生能够帮助患绝症的病人实施安乐死。日前，瑞士最高法院颁布了一份判决：“必须认识到，永久的、不能治愈的、严重的精神疾病会给人们带来和身体上疾病一样的痛苦，让病人长期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如果病人经过综合考虑之后自愿作出了死亡的决定，那么医生可以给精神病人服用麻醉药，然后协助病人结束自己的生命。”该判决宣布了一些患有无法治愈的严重精神疾患的病人也能够实行安乐死。
1989年，我国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由11位人大代表提出了制定“安乐死"法的议案。接着，卫生部在答复中虽然提出目前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但其为此委托《健康报》等报刊，拟从当年开始，对安乐死问题展开讨论，并组织有关专家制定“脑死亡”标准，为今后立法作准备。1997年，全国首次举行安乐死学术讨论会，有许多代表表示拥护实施安乐死，认为安乐死立法迫在眉睫④。
三、安乐死事实上的非犯罪化
(一)犯罪的界定
积极安乐死行为在大多数国家都有可能构成犯罪，在我国也不例外。积极安乐死行为事实上满足我国关于犯罪构成的规定，即应构成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但是，将安乐死行为以犯罪来处理，却有其不合理之处。
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不仅要有质的规定，也要有量的限制，任何一种行为构成犯罪，都必须以有社会危害性为前提条件，而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相当社会危害性，行为人虽然剥夺了病患者的生命，但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行为人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病人本人渴望着死亡的降临，且对病人而言免受痛苦地死比痛苦不堪的生更有价值。安乐死的实现首先是为了病人着想的，是为了生还无望已成为定势的即将死去的人，而不是为还将活下去的人。尊重病人对自己死亡方式的选择权利，同样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既然病患者做出了安乐死的选择，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价值选择和意志自由。在这样的背景下，安乐死其危害性的量不大。
从人身危害性看，行为人出于人道主义，给极端痛苦的病人处予安乐死，其人身危害性何在?而恰恰相反，实施安乐死的人不仅不具有反社会性格和社会危险倾向，反而是一种人道和善意。
从刑罚的目的来看，对严格限制条件的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定罪科刑并不能达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效果，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一般都是着眼于对痛苦难受的患者的同情和怜悯的心理而实施行为。安乐死对社会并无任何危险，对行为人处予刑罚制裁，只会使之产生抵触情绪，而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同样，对其他人也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综上所述，在实践上对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判刑，从《刑法》的角度看，是无益的。
(二)犯罪的排除
在各国实践中，通过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处理方式，使相当一部分安乐死案件的处理取得了超越法规的正当化行为效果。根据欧洲理事会1980年公布的《非犯罪化报告》：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尽管刑罚制度的正式规定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刑事司法制度对特定情况下特定行为(逐渐)减少其反应的现象⑤。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来看，对待安乐死行为，也可以借鉴他国，先推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其理由如下：
其一，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论的一种类型，所谓排除社会危害论是指一种在外观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实质上却是为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权益而实施的对社会有益的行为，或者虽对社会造成了损害结果，但却不具备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排除社会危害论为我国法理论所普遍主张，因此，一般将此称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有的称之为“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⑥。非犯罪化是指刑事立法把本来可以认为是犯罪的行为，通过非犯罪化的观念，将其从刑法中排除出去，不作为一种犯罪的情形予以规定。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排除社会危害论之所以认为某种行为在形式上似乎具备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仍不是犯罪，主要认为这种行为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正当的目的性，并且在客观上无社会危害性。
安乐死是对已无生存能力且即将死亡的濒危病人，放弃无意义的救治或者采取措施使其立即死亡，这并不是制造死亡，而只是促其死亡的实现。实施安乐死与否，对不治之症患者的生命都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所不同的只是死亡过程的长短以及是否痛苦而已，这种行为不仅没有社会危害性，而且还对社会有益，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其二，被害人的承诺历来作为违法阻却事由而影响犯罪的成立。在刑法犯罪学理论上，违法阻却事由称为犯罪阻却事由，由于行为在客观上能够、而且在事实上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结果，同时行为人又是在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状态下实施的，因而又符合某种犯罪构成要件的主客观要素，但因与社会既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并不抵触，刑法才有必要将此列为犯罪阻却事由之列⑦。因此，犯罪阻却事由的刑法规定并不是阻却行为的事实，而是阻却其构成犯罪的性质，属于价值评判体系的应有内容。
张明楷教授在《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一文中探讨得到被害人承诺的行为不具违法性中主张，将“利益放弃说”和“法的保护放弃说”结合起来，认为其承诺作为法益主体的被害人一方面放弃了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放弃了法律的保护，就是说，承诺人把自己所属的利益的保护权自愿放弃。把侵害性变成放任性，并经国家承认，视为正当行为，成立阻却违法事由。所谓阻却违法事由，是指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此行为同时又成为排除其违法性的根据的事由。因为非违法行为是适法、正当的，所以近来“阻却违法事由”也多用“正当化事由”的词语来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