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济从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规定
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济从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规定
湖北省人民政府令
（第１５２号）
《湖北省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济从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规定》已经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２日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发布施行。
省长 蒋祝平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七日
《湖北省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济从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规定》已经1998年9月12日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发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三资企业中方职工，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从业人员退休后的基本生活，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安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境内的三资企业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中方职工，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第三条 所有三资企业及其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中方职工，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及其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都应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同时享受有关基本养老保险的合法权益，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在年老退休时可依照本规定获得帮助和补偿。
第四条 三资企业中方职工，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指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和雇用劳动者的个体经济组织，下同）和劳动者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所筹集的基本养老保险资金与从国有、集体企业筹集的基本养老保险资金
实行统一管理。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把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社会保险事业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保障退休人员的生活随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断得到改善。
第六条 各级劳动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工作。各级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所属的社会保险机构具体办理有关基本养老保险事务。
第七条 各级财政、地税、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以及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和工会，应协同参与有关的三资企业中方职工及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从业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工作。
第二章 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筹集
第八条 所有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均应比照国有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费率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三资企业中方职工、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按个人缴费工资基数的4％缴纳，以后每两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直到8％为止。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为个人缴费工资基数，上一年度未工作的，以当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个人缴费工资基数。月平均工资按国家统计局规定的项目计
算。月平均工资超过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300％的，以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300％为缴费基数；低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60％，按60％计算缴费工资基数。
个体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可以按当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缴费工资基数的18％左右缴纳，其中11％进入个人帐户，其余部分进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以下简称社会统筹基金）。
第九条 因各种原因间断缴费的，缴费时间按月合并计算。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在税前列支。三资企业中方职工，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从业人员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不计入计征个人所得税的基数。
第十条 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当地社会保险机构直接征收或由地税部门代征，逐步过渡为由地税部门统一征收。可由企业及个人按月缴纳或提前预缴。具体征收办法由县（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一条 所有用人单位均应按规定到所在地社会保险机构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登记缴费手续。新开业的，应自办理营业执照之日起一个月内，到所在地社会保险机构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登记手续。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自发生之日起一个月内，到所在地社会保险机构办理基本养老保险
变更或终结手续：
（一）发生分立、合并、破产、撤销的；
（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
第十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用人单位进行营业执照年度检验时，应审查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凭证或养老保险手册，对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者，应督促其足额补缴，然后再行办理营业执照年度检验的有关手续。
对不按规定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或未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应依法实施劳动监察，责成其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第十三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应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专款专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挤占、挪用。具体管理办法按国家及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基金
第十四条 社会保险机构应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社会保障号码，为每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建立一个终身不变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用人单位和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逐月计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手册和个人帐户。到其退休时，按照手册中记载的缴费工资和个人帐户
储存额（包括本金和利息），计发基本养老金。
第十五条 三资企业中方职工，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从业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按个人缴费工资基数的11％建立。
第十六条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储存额按“养老基金保值率”计算利息。“养老基金保值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城乡居民储蓄定期存款利率确定，所得利息收入并入个人帐户。
第十七条 未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全省统筹以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在同一县（市）范围内，或在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全省统筹后在全省范围内，因用工单位、经营地点发生变化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不予变换，继续有效。由于各种原因停止工作或间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其
个人帐户予以保留，个人帐户储存额不间断计息；停止工作或间断缴费的，前后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时间可按月合并计算为缴费时间。
第十八条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流动，变换用工单位、经营地点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的全部储存额由原社会保险机构向新的工作单位、经营地点所在地的社会保险机构划转，由新的工作单位、经营地点所在地的社会保险机构为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
人帐户，转移前后的缴费时间可合并计算为缴费年限。若新的工作单位、经营地点所在地没有开展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及个体经济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的，其个人帐户仍由原社会保险机构予以保留；也可以继续在原社会保险机构按规定缴费，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保留不变。
第十九条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储存额，只能用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退休后按月支付养老金，不能挪作它用，也不能提前支取。
第二十条 社会保险机构对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储存额，每年结算一次，并通知本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有权核查和询问个人帐户储存额，社会保险机构应提供无偿服务。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除划转记入个人帐户的，其余部分转为社会统筹基金。
第二十二条 社会统筹基金必须统一筹集、适度积累、统一调剂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挪用。
社会统筹基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1）支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中基础养老金部分；
（2）长寿退休人员个人帐户支付完后需要继续支付的养老金；
（3）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所需要的资金；
（4）为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储备的资金。
第四章 享受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条件和计发办法
第二十三条 三资企业中方职工，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凡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按本办法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累计满180个月以上者，均可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第二十四条 基本养老金按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两部分按月计发。计算公式为：
月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帐户储存额÷120
基础养老金从社会统筹基金中支付，按当地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20％的比例计发。个人帐户养老金按职工个人帐户储存额（本金加利息）除以平均退休养老时间120个月计发。
第二十五条 凡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的退休人员均可享受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规定的待遇，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第二十六条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在退休前或退休后死亡，凡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的储存额尚未领取或未领取完者，其余额中的个人缴费部分（私营企业主、个体经济从业人员为个人帐户余额的全部），一次性支付给其指定的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其余部分并入社会统筹基金。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退休后，其个人帐户的储存额已领取完毕时，由社会保险机构按规定标准继续支付直至其死亡。
第二十七条 个人缴费时间累计不满180个月的，不享受基础养老金待遇，其个人帐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机关责令改正，对主管责任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将基本养老保险费转为基金专户的；
（二）贪污、挪用、截留、侵占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
（三）无正当理由延期或不按规定支付基本养老金的；
（四）违反有关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运营规定，造成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损失的；
（五）玩忽职守，故意不征、少征、漏征，造成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流失的。
第二十九条 三资企业及其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中方职工，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及其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违反本规定，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或不按规定期限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除确因特殊困难，经县（市）以上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缓缴外，逾期不缴者，由县（市
）以上劳动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对欠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按日加收2‰滞纳金；逾期仍不参加或仍不缴纳的，可处以欠缴额1－3倍罚款，对用人单位的罚款不得超过3万元，对劳动者个人的罚款不得超过3000元。滞纳金并入社会统筹基
金。
第三十条 退休人员在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期间死亡，其直系亲属或用人单位不及时到社会保险机构办理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注销手续，多领、冒领基本养老金的，由县以上劳动行政部门处以多领、冒领金额1－5倍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对社会保险机构不按规定及时足额发放基本养老金的，用人单位和当事人有权向当地劳动行政管理部门申诉，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接到申诉后应在七个工作日内做出答复。
第三十二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用人单位、劳动者与社会保险机构之间因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问题发生争议时，可以依法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三十三条 妨碍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或社会保险机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拒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依法强制执行。
第三十五条 依照本规定所获得的罚没收入，按《湖北省罚没收入管理办法》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8年9月17日
对中国古代帝制变迁的一点思考
贡太雷
“如果有人绝对地提问哪一种才是最好的政府，那他就提出了一个既无法解答又无法确定的问题了。”中国历来有“封建”与“郡县”之辩，笔者对此的想法是：大多此类辩论采用“倒回去”的思路，而且总爱用把国家方式的好坏归诸于道德、人心、世道之类精神因素，而对社会其他因素的作用轻忽，极有“完全德化”之势的思维方式。正如钱穆先生曾说过：“只研究治道，不研究政体”。
历史是动态发展的无法用确定的时段予以静态的划分。中国政制由“质胜于文”到“文胜于质”，达到“文明”一途，实应归于西周的创制，那里政治显然有浓厚的贵族色彩，而且“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部族民主”和联邦“共和”的成分也隐约可见，此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泾渭分明，可谓“天下一大变局”。这一变革始于春秋战国，成于秦皇统一，而且西汉文、景、武三帝“严诸侯禁制”稳固，历三、四百年，从此政制由分割之封建而归于统一之郡县政体则由贵族之分权而改为君主之专制，从行政层面上即贵族政治转至官僚政治。（即君主“独制”，地方集权于中央（郡县）以及官僚任免而不得世袭三位一体的政治形成）意味着中国“封建时代”的完结。
整个帝制时代（秦—清）2000年来，政体结构发生诸多变化，但在黄仁宇先生从“大历史”着眼来看的历代帝国集权体制的致命弊端是结构性的“中间缺失”—上面，大而无当的文官集团；下面是成于上万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大而无当……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而科举造就的“成千上万”的官僚既不能公开坚持本身利益，也不便维护地方利益，只好用非经济非法制的名义去维持组织上的逻辑，不能承担起“中层”的作用，结果就出现“没有一个中间的经济机构”无法“从数目字上管理”。对于官僚管理公众的府县级机构却简陋而且人员稀少，居中的省、道、路只是代理性质无实质管理事务，这种管理的深度和广度违反政治管理常识。总之这种“中间缺失”不仅是无“中间阶级”存在，更无任何“公共空间”—除了垂直型权力系统外，没有任何横向的实行制衡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可谓“有经无纬”，最终“纬”就只有精神的、道德的等无法与暴力对抗的东西填充，这也为以后的暴政和暴乱埋下了种子。
在中国许多世纪中（直到19世纪末与西方相遇为止），适应性变迁和边际性变迁（反叛和王朝变迁）构成了变迁的主要类型，而且有趣的是，所有边际类型的变迁不是消失在适应性变迁之中，就是被并入之并整合进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在中国，导致许多社会变迁和政治变迁的基本因素是统治者的政策，政策的变化，政体面临的各种紧急状态以及统治者处理该状况的方式。统治者们趋于集中集体目标，如军事保障和扩张，某种经济增长等，追求和实现这些目标的费用和在农业经济条件下维持行政体制的费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定期发生紧张，其后果往往导致小农的毁灭，扩大地主和军阀的势力和导致对商人的盘剥，但中国有个例外即真资源压力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源减少并不如伊朗拜占庭和其他古代帝国那样尖锐，大致可以有以下因素：
一、正如大家所知，技术发展的较低水平不但限制了物质资源和政治支持的需要，而且还限制了统治者政治活动和行政活动的范围。于是，地方自治和大众的政治服从被加以强调；为完成各级政府和半政府的任务而依靠文士和绅士成为关键。确实这些并不足以总是强大到抑制统治者和阻止其制订过于“奢侈的”政策。但它保证了在对奢侈政策反叛性反应后，以现存社会群体和制度框架为基础重组国家的可能性，为此，该因素阻止了帝国框架的根本转变甚至毁灭，此外，与此相关“外交政策优先”在中国比任何在此研究的社会都更微弱；外部紧急状态和军事紧急状态虽连续发生，但不象在其它国家那样对政治结构具有同样根本的重要性。
二、对变迁过程负责的主要因素。他们由不同群体或家庭，官僚集团或地方群体的相对力量转变以及他们内部结构的变化发展有关。最重要的是大部门这类群体并未产生较为弹性的官僚制度框架和文士群体难以充分适应的自治目标和自治组织。表现在：第一，潜在的封建化或世袭分权化趋向，大都出现在王朝的后期，此时，持续的繁荣和政府需要日增，能使绅士群体以牺牲农民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土地财产，在某种程度上逃避中央的监控，但在农业社会、水利工程的维持，可国内各部门的联系以及其家庭政治地位又依赖中央，为此，这种趋向在唐以后（公元905年以后）：任何时期未占支配地位。第二，在明朝（公元1368—1644）产生过建立大庄园和减少自由农民的强烈趋向，但在某种程度上为统治者政策抵消，也未导致贵族出现。第三，都市商人和专业群体从未完成独立，虽其相对对立地位出现过且对统治者产生影响，但从未充分自治和政治独立的社会成果，即便都市群体最为强大的宋（公元960—1279）他也被社会结构容纳（即通过扩大渠道，允许这些群体进入绅士，文士阶层和官僚阶层）。第四，行动主义和普遍主义宗教职向与文化取向发展的趋向，这种趋向源于唐代儒教书院和佛教教派（禅宗）的某些特征，如果“封建”趋向的发展超出胚胎阶段，该趋向就能导致更为先赋和较力分化的社会结构的发展，为此，这种趋向不能真正实现。
三、至于反叛、地方官员发展成半自治的军阀。这种变迁都与中华帝国面临的主要内外紧急状态相关。内部为派系发展（始终未成为党派），官僚腐败或者苛捐杂税。外部为外部力量日增，人口对帝国疆界的压力所致，且两者往往相互加强、相互出现，且这样变迁常与适应性变迁密切相关（如宫廷派系阴谋，绅士群体间家族世仇和斗争等）但这类反叛和军事暴乱并非呈现出明显不同水平或新水平的政治表达特征，只是对现有价值的次要解释，并无变革出任何基本的新取向，目的是夺取政府和官僚机构，建立同样模式的新政府。同时，军阀也不倾向于政府结构的完全军事化，相反，他们对为自己，其家庭及派系控制现行政治感兴趣，即使有时帝国肢解儒教传统和制度削弱，但其统一倾向在发展该倾向在某种程度的保持最终的政治理想。这些倾向受儒士鼓励，其“天然”意味着传统的加强。
或许，这才是中国特色，制度史上明显的变迁—主要王朝的变迁—并未导致政治秩序的基本象征和基本制度发生重大转变，这些变迁从未通过各种事件和紧急状态的积累冲破现存制度框架。虽然从制度史上来看，宋以后（尤其元（公元1271—1368），明（公元1368—1644）两王朝中）中国政制呈现出更为专制的特征，但这些后来王朝也同样不得不依赖文士团体和官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官），尽管他们贬低个别官僚，就是外来征服性王朝元和清也不得不适应之，至少在原则上接受儒教秩序的基本文化取向和合法性。
反叛和王朝循环仅是细节上的变化，绝没改变社会政治制度与社会其它主要制度领域间基本相互关系的性质，由于条件限制，本文并未对中国帝制时期的文士（绅士）几官僚现象及其重大作用予以论述，如果说帝制时期的贡献就在于绅士文化保留了和科举制这一主要政制的“经线”完善了，那么科层官僚制的“层”这一“纬线”在中国帝制始终未实现，故中国帝制和西方绝非一样，她是一只轮的马车。
（2000年歌乐山下新年随笔）
贡太雷 400031 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04级政治学 gtl9981@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