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基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已经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发现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有错误应由哪一级人民检察院向哪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议问题的联合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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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基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已经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发现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有错误应由哪一级人民检察院向哪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议问题的联合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基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已经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发现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有错误应由哪一级人民检察院向哪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议问题的联合批复
1957年2月22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人民检察院：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1957年1月26日（57）法研字第2号来文请示：对于基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当事人不上诉、不申请复核，经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发现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缓的判决在认定事实上有错误，应由哪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议，并由哪一级人民法院受理。我们认为，对于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或者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经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案件，如果人民检察院发现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或者死缓的判决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应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六条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议。
此复
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 （57）法研字第2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最近，我省公主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接到检察机关依监督程序提起一件抗议案件，在受理程序上发生很大争论。事情是这样：有一个县人民法院曾对一名刑事被告人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宣判后因为被告人没有上诉，乃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报请省高级法院核准，在执行期间，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公主岭地区分院发现原判决有错误，乃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二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案件应由那个法院受理的问题，就发生下列分岐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该案虽然是经基层人民法院判决的，但因为是死刑案件，按照法律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如果不报请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是不能发生法律效力的。因此这个判决，实质上是经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的，检察机关如果对本案提起抗议，就是对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判决或裁定的抗议，中级人民法院不能受理；而且按照法律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才有权提出抗议，那么对本案的抗议，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才能提起，应由最高人民法院受理。
另一种意见认为：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只是核准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可以执行，而发生法律效力的还应当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因此这案件仍属于第一审判决，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公主岭地区分院有权提出抗议，而公主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也应当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受理。但是，在审理前应该提请高级人民法院，撤销核准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或裁定。
1957年1月26日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六盘水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监督使用暂行规定的通知
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六盘水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监督使用暂行规定的通知
市府办发〔2004〕89号
各县、特区、区人民政府，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事业单位：
《六盘水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监督使用暂行规定》已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四年六月三日
六盘水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监督使用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房屋拆迁管理，确保被拆迁人房屋拆迁后得到补偿安置，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05号）、《贵州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48号）及《六盘水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市府发〔2004〕21号）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的，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市房产管理局负责全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市中心城区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的监督使用工作，履行以下职责：
(一) 测算拆迁补偿安置资金；
(二) 制定资金监督使用操作规程，保证资金的正确合法使用；
(三) 资金可能发生短缺时督促拆迁人追加资金；
(四) 听取被拆迁人的意见、建议，做好资金监督使用工作；
(五) 公布拆迁安置资金监督使用情况。
第四条 纳入监管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数额由房屋拆迁资金监管部门根据被拆迁房屋区位、用途、建筑面积、市场评估意见等因素确定。具体包括：
(一) 拆迁补偿安置费用（评估补偿总金额或同等地段商品房价×拆迁安置总面积）；
(二) 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
(三) 停产、停业补助费；
(四) 预留风险金（上述三项费用总额×5%）。
被拆迁人由于超面积安置和房屋结构差异所支付的补差款据实计算，并与拆迁安置资金一道纳入管理。
第五条 拆迁人应按照房屋拆迁资金监管部门确定的资金数额，将拆迁补偿安置资金存入指定的银行，并确保该项资金用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
第六条 在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前，拆迁人、接受存款的银行与房屋拆迁资金监管部门应订立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监督使用协议，确保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专款专用。
第七条 银行支付拆迁补偿安置资金，应当按照与拆迁人和房屋拆迁资金监管部门协议约定办理。未按协议约定擅自允许拆迁人使用监管资金的，由银行承担责任。
第八条 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纳入监管后，拆迁人不得以此为理由拒绝履行与被拆迁人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
第九条 拆迁人如发生变更，变更后的拆迁人应继续履行资金监管协议。
第十条 拆迁过程中因情况发生变化确需追加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的，房屋拆迁资金监管部门应将追加资金的数额书面通知拆迁人，并与拆迁人、银行签订补充协议。
第十一条 因拆迁人补偿安置资金不到位，造成拆迁工作停止或延期的，由房屋拆迁资金监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罚。
第十二条 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完结后，房屋拆迁资金监管部门应及时向银行发出解除资金监管通知，被拆迁人可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使用监管资金剩余部分。
第十三条 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资金监管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市房屋拆迁资金监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问题由来：
委托执行的案件，在执行过程中，需要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的执行裁决权，应由委托法院行使，还是由受托法院行使？
对委托法院与受托法院之间的关系，民事诉讼法并未有规定，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则经历了一个由限制受托法院权力到逐步扩大受托法院权力的转变。
1998年7月8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1条：委托法院在执行中，认为需要变更被执行人的，应当将有关情况函告委托法院，由委托法院依法决定是否作出变更被执行人的裁定。
2000年2月24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委托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第9条第一项则规定：委托执行后，遇有下列情况，由受托法院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１）需要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主体的
从司法解释的历史沿革中可以看出，受托法院的权力逐步扩大是一个趋势，这体现了委托执行中权力和责任的统一，在实践中也起到了减少委托法院与受托法院公函往来，提高执行效率的作用。
但2011年4月25日最高院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委托执行进行了系统规范，其第十五条又说明：“本规定施行之后，其他有关委托执行的司法解释不再适用。”依照同等级法律“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该司法解释即已将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委托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第9条尽数废止。然而，该新《规定》又未能对委托执行中的变更追加权限问题作出规定。那么，委托法院与受托法院之间执行裁决权的划分问题、变更或追加执行主体究竟应由哪方法院决定，目前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变更或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应由委托法院行使，理由是，受托法院系受委托法院执行机构委托，代为行使对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权力，而变更或追加执行主体则系根据法律特殊规定对原有审执分离的法律体系的突破，仅在法律特殊授权的情况下，方能行使。而受托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变更或追加当事人的权力并无法律、司法解释的特殊授权，所以追加、变更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只能依照相关司法解释的授权，由委托法院行使。
另一种意见认为，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应由受托法院行使。首先，目前有关委托执行的唯一有效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未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是从1998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到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４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委托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的发展沿革中可以看出，受托法院的权力逐步扩大是一个趋势，这体现了委托执行中权力和责任的统一，在实践中也起到了减少委托法院与受托法院公函往来，提高执行效率的作用。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定权应由受托法院行使，理由有二：
一、从执行效率而言，变更、追加执行主体应由受托法院行使。
在委托执行中，掌握第一手材料的是受托法院，受托法院如果没有执行裁判权，凡遇到执行中的重要事项，都必须函告委托法院，由委托法院处理，陷入了类似审批“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怪圈。同时，耗费时日的往来函告、请示、回复等工作程序也会使委托案件久拖不决。
二、从虽然法无明据，但依照原司法解释和新近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可以看出司法解释系倾向于由受托法院行使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的。
从前述2000年2月24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委托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第9条对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1条明确变更可以看出，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由委托法院行使是最高院之前实施过，但之后明确否定过的做法。
而从目前唯一有效的有关委托执行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诸多条款判断，也不难判断最高院倾向于由受托法院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如该规定第二条第一款：案件委托执行后，受托法院应当依法立案，委托法院应当在收到受托法院的立案通知书后作委托结案处理。也就是说，委托法院在委托完成后，即已结案处理，从程序而言，该案对于委托法院即告终结。之后自然亦无权限对追加、变更事项作出审查、裁判。而在该规定第十一条亦规定，如果受托法院怠于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有权向受托法院的上级法院请求救济。原委托法院即与该案处理无关。既然委托法院结案，并不对该案享有监督、督促职责，那么，从反面判断，也只能由受托法院行使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委托执行中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应由受托法院行使既是提高执行效率、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于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亦可相容。
北安市人民法院 安丽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