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经纪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货币经纪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货币经纪公司试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及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按照《办法》和本细则规定对货币经纪公司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章 机构设立
第三条 符合《办法》第七条或第八条并且在拟设货币经纪公司中持股比例最大的申请人应向拟设地银监局（银监会省级派出机构）提交符合《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资料，并由律师对上述材料出具与中国相关法律法规不相抵触的无保留法律意见书。
第四条 《办法》第七条第一款所指的货币经纪公司包括直接从事货币经纪业务的法人机构或直接控股该法人机构的母公司。
第五条 申请人必须依照《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递交筹建申请材料。其中：
（一）筹建申请书应包括拟设货币经纪公司名称、拟注册地、注册资本金、拟开展业务范围、出资人名称及各自的出资额等内容。
（二）筹建申请表（格式见附表1）、筹建申请书、合资协议（或发起人协议）应由全体出资人（或发起人）出具，经其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合资协议中应明确各出资人（或发起人）的出资比例、权利、义务等事项。
（三）货币经纪公司章程至少包括以下内容：公司名称和住所、组织形式、业务范围、注册资本，股东名称和出资额、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公司利润分配办法，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等事项。
（四）境内出资人应提供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该复印件应经工商管理部门确认并加盖工商管理部门公章）；境外出资人应提供营业执照或其他经营金融业务许可文件的复印件，该复印件应经其所在国家或地区认可的机构公证或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五）境外出资人受其所在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当局监管的，由金融监管当局或金融性行业协会出具《办法》第十三条第五款所规定的同意其设立货币经纪公司的意见函。
（六）出资人基本情况包括出资人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出资人及所在集团的组织结构图、出资人主要股东名册、出资人分支机构与主要关联企业名册、经营情况等事项。
第六条 获得筹建许可的申请人申请延长筹建期限的，应于筹建到期日前1个月向银监局提交延期申请表（格式见附表2）、延期申请报告等有关材料，说明延期原因，延期申请报告应经出资各方法定代表人联名签署并加盖单位公章。
延期只限一次，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个月。
第七条 筹建工作结束后，申请人应向银监局提交符合《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资料,并由律师对上述材料出具与中国相关法律法规不相抵触的无保留法律意见书。其中：
（一）开业申请表（格式见附表3）、开业申请报告应由全体出资人（或发起人）出具，经其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二）开业申请报告内容包括筹建工作完成情况说明等事项。
（三）拟办业务的规章制度及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包括对公司各项业务和管理工作制定的全面、系统、成文的政策、制度和程序。
（四）交易场所、交易设备和交易系统的安全性测试报告，包括公安部门及消防部门出具的营业场所及有关业务设施的验收文件正本。
第八条 银监会负责核准货币经纪公司的开业申请及业务范围。对外国独资货币经纪公司和中外合资货币经纪公司，由银监会负责颁发金融许可证；对中资货币经纪公司，由银监局负责颁发金融许可证。
批准决定作出后，银监会或银监局应在10日内向拟设货币经纪公司颁发金融许可证。
第九条 银监会或银监局应当通知拟设货币经纪公司持下列材料到银监会或银监局领取金融许可证：
（一）银监会的批准文件。
（二）金融机构介绍信。
（三）领取许可证人员的合法有效身份证明。
（四）银监会或银监局要求的其他资料。
第十条 货币经纪公司应当在营业场所的显著位置公示其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和主要负责人，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将依法对公示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银监会批准开业的外国独资、中外合资货币经纪公司凭银监会批准文件、金融许可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申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第十二条 货币经纪公司从业人员中应有60%以上从事过金融工作或相关经济工作。拟设公司开业申请资料应包括从事过金融工作或相关经济工作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例。
第十三条 申请人提交的筹建申请、开业申请等资料，均需一式三份，以中文书写为准。
第十四条 货币经纪公司分公司的筹建、开业审批程序和审批时限与货币经纪公司法人机构的一致。
第十五条 货币经纪公司设立代表处须依照《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向拟设地银监局提交申请材料。银监局应在受理申请资料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并上报银监会。银监会在收到完整的申请材料后2个月内对已受理的申请作出是否批准的书面决定。
第三章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
第十六条 货币经纪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内审或稽核部门负责人、分公司经理、代表处首席代表，以及在货币经纪公司担任与上述职务称谓不同但职责相同的职务的人员，或者虽未担任上述职务，但对货币经纪公司的经营管理具有决策权或对风险控制起重要作用的人员。
第十七条 获得并具有货币经纪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该人员应有良好的守法合规意识，熟悉拟担任职务所应知晓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不得有严重违法违纪的记录。
拟任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核准其任职资格：
（一）有故意犯罪记录。
（二）曾任因违法经营被接管、撤销、合并、宣告破产机构的法定代表人。
（三）曾被监管机构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取消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期限累计达到10年以上。
（四）曾三次被监管机构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处以取消任职资格以外的其他行政处罚。
（五）曾参与、指使或纵容所任职机构制作假账、账外经营或其他故意违反会计制度的活动。
第十八条 获得并具有货币经纪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该人员应诚实守信、勤勉尽职，具有良好的个人声誉。
第十九条 货币经纪公司应制定一套清晰明确的内部政策和程序，以保证其拟任和已任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本细则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
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有权对货币经纪公司的上述政策和程序进行检查。
第二十条 获得并具有货币经纪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该人员应具有与拟担任职务相适应的知识、经验与能力。
申请董事任职资格，拟任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五年以上的法律、经济、金融、财务或其他有利于履行董事职责的工作经历。
（二）能够运用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和统计报表判断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和风险状况。
（三）了解拟任职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职责。
申请各类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拟任人应了解拟任职务的职责，以及拟任职机构的管理框架、盈利模式、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
申请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拟任人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 担任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含大学本科）学历，10年以上从事金融工作或15年以上相关经济工作经历（其中从事金融工作5年以上），并有3年以上担任业务部门经理或相当于业务部门经理以上职位的经验。
(二) 担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分公司经理，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含大学本科）学历，5年以上从事金融工作或10年以上相关经济工作经历（其中从事金融工作3年以上），并有2年以上担任业务部门经理或相当于业务部门经理以上职位的经验。
(三) 担任财务总监，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含大学本科）学历，6年以上从事财务、会计或审计工作经历。
（四） 担任代表处首席代表，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含大学本科）学历，3年以上从事金融或相关经济工作经历。
（五） 拟任人如不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含大学本科）学历，须取得注册会计师、注册审计师或与拟任职务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且须增加4年以上从业经历。
拟任人曾任因连续或严重亏损而被接管、撤销、或宣告破产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且不能证明其对上述情形不负主要责任的，不予核准其任职资格。
第二十一条 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考察认可拟任人确具有与拟担任职务相适应的知识、经验与能力的，可做出适当放宽从业年限条件的决定。
第二十二条 货币经纪公司须在拟任人任职前将申请任职资格的完整材料报送所在地银监局，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自收到完整申请材料后30个工作日内做出核准或不核准的决定，并书面批复货币经纪公司。
第二十三条 货币经纪公司须向所在地银监局提交完整的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三份，至少包括：
（一）对拟任人进行任职资格核准的请示，包括对拟任职务名称、职责及权限的说明。
（二）按照本细则第十九条规定的内部政策和程序，考察拟任人符合相应任职资格条件的报告，包括考察的方式、证据和结论。
（三）拟任人填写的任职资格申请表（具体格式见附表4）。
（四）拟任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和学历（学位）证明文件。
（五）拟任人签名的本人不存在本细则规定的不予核准任职资格情形的声明。
（六）拟任人签名的对从业经历的详细说明。
（七）拟任人签名的对履职计划的详细说明。
（八）银监会或银监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上述（一）、（二）、（三）应经货币经纪公司的授权签字人签名或盖公章。
银监局视需要可要求有关机构提供相关电子文档。
第二十四条 银监局在收到任职资格申请材料后，若需货币经纪公司补正资料的，应在5个工作日内向其提出。银监局在收到任职资格申请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受理申请。
货币经纪公司应在银监局规定的时限内将资料补正；逾期未补正的，银监局有权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将申请材料退回该公司，并在3个月内不再受理该公司的同一申请。
第二十五条 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视需要进行实地调查或与拟任人谈话，以判断拟任人是否符合本细则所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
采用谈话方式的，谈话记录须由拟任人签字确认，并保证其所述真实。谈话记录作为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审核任职资格的依据之一。
第二十六条 未经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批准，货币经纪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内审或稽核部门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内不得兼任党政机关职务或其他营业性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二十七条 货币经纪公司董事长不得兼任本公司总经理。董事不得兼任与本公司有利益冲突的其他营业性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二十八条 货币经纪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因故连续一个月以上不能履行岗位职责的，应授权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暂代其履行职责并向所在地银监会派出机构事前备案；连续3个月以上不能履行岗位职责的，应更换人选。
第二十九条 货币经纪公司董事长或高级管理人员离任，应由公司或公司书面认可的外部审计机构出具对该董事长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离任审计报告，该报告应经出具报告的机构盖公章。
第三十条 货币经纪公司须在拟任人获得经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核准的任职资格后方可下达正式聘任（任命）文件，相关人员方可开始履职。
货币经纪公司须在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发出任职资格核准文件后的三个月内将聘任（任命）文件的复印件报银监局备案。
第三十一条 有关货币经纪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核准、终止、日常管理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其他规定，按照银监会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风险控制和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 货币经纪公司应以控制风险为核心，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内容包括：
（一）货币经纪公司必须建立董事会和独立的内审和合规部门。
（二）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与分工合理、职责明确、报告关系清晰的组织结构，以及科学、高效的决策、激励和约束机制。
（三）参照《办法》规定，遵循公正、公平、诚信、为客户保密的原则依法运作，建立和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并报所在地银监局备案。
第三十三条 货币经纪公司应根据《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健全设备，保全交易信息。公司应针对通讯线路、交易系统发生故障等特殊情况制定应急方案，并每日进行交易信息资料的异地备份，以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以及信息资料的完整和安全。
第三十四条 货币经纪公司应根据业务需要制订并执行合理的市场营销计划。
第三十五条 货币经纪公司应稳健经营。如果由于市场原因导致经营亏损的，公司应及时制订有效措施，调整经营政策，控制公司规模，尽快扭亏。货币经纪公司首年亏损额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50%，前三年亏损总额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30%。货币经纪公司分公司亏损首年不得超过分公司运营资金的30%，前三年亏损总额不得超过运营资金的10%。
第三十六条 如果由于市场原因，货币经纪公司或其分公司经营亏损并且超过上述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公司应及时报告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并及时补充注册资本金和运营资金。
第三十七条 货币经纪公司应按《办法》第四十八、四十九、五十条及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其他有关监管规定定期向所在地银监局报送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的财务会计报告、各项监管指标执行情况报告和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要求的其他资料。货币经纪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公司提供上述资料的真实性负有最终责任。
第三十八条 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通过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对货币经纪公司以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为核心的风险管理体系等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考核，对未达到监管要求的货币经纪公司，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有权要求其整改、暂停其部分或全部业务、对其实施停业整顿。
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指定具有相应资格的中介机构对货币经纪公司进行现场检查。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货币经纪业务是指《办法》第三十三条及第三十四条所规定的业务。
第四十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银监会负责解释。
附表1 货币经纪公司筹建申请表
附表2 货币经纪公司筹建延期申请表
附表3 货币经纪公司开业申请表
附表4 货币经纪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申请表
附件下载: http://www.cbrc.gov.cn/LoadAttachment?infoAttID=96&attachment=true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及制度的完善
孟 波 陈超远
（ 兰州大学 甘肃 730020 ）
[摘 要] 新刑法第395条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它在打击腐败分子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由于其在犯罪主体、客观特征和法定刑上存在着立法上的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并且该罪在配套制度上如个人财产申报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和监督制约制度等的建设方面也需要加快工作的步伐。只有这样从立法与制度两个方面进行完善和加强，才能使该罪更加有效的打击贪污腐败势力，为社会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关键词]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立法完善 制度建设 反腐败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不断深化，在整个社会处于转型这一不确定的时期，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部分领导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攀比之风日渐盛行，整个社会的反腐倡廉呼声日益高涨，这些引起了全国人大、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为此，我国在1997年新刑法中制订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截堵性的条款对腐败分子给予法律上的制裁。但是，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这一截堵性的条款暴露出其在功利立法上的考虑不周和在其前置制度建设上的不健全。这就需要理论界与时俱进的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议，从而使该罪更贴近实际打击腐败势力的需要。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现状
所谓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的超过合法的收入，且差额巨大经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来源合法的行为。①该条款的设立是国家立法机构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现象日益严重，少数国家政府官员聚敛财富而司法机关限于实际情况难以查明其真实来源而采取的立法措施。它的制定有力于打击贪污腐败行为，弥补了我国反贪立法的漏洞，是“从严治吏”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因此，有些学者赞誉其为“惩治腐败的利锐武器”。②但是，综观这些年来的司法实践，这把“利锐武器”似乎并不锐利，甚至它成为一些贪官们的“避风港”“保护伞”，成为贪污、受贿罪的附带罪名，更有甚者成为各别地方贪污腐败势力自保的“最后一张王牌”。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在1988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予以规定的。1997年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的修订刑法,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规定在第395条第一款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又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差额予以追缴。由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似乎就成了贪污贿赂分子的一项附带罪名,从来没有哪一个腐败分子单纯因为被查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被依此罪定刑。实际上,一些腐败分子正在享受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轻缓刑罚的好处：无论贪污受贿多少，只要手段高明，不留下贪污受贿的蛛丝马迹，最终即使巨额财产 被发现，也只是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轻松受罚。因此，对于该罪无论在立法完善上还是在 司法制度中都存在着众多的问题。从立法的完善上看主要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从该条款的犯罪主体来看。该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能是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但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发现那些已经卸任、退休的原国家工作人员即使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却也很难受到法律的制裁，该罪特殊的犯罪主体限制了它的法律威力的实施！因此，我们应当对该罪的犯罪主体加以重新界定，在此我们可以借鉴香港地区《防止贿赂条例》第10条“拥有无法解释之财产罪”规定：(1)任何人士，如属政府雇员或曾为政府雇员，而——(a)所维持之生活标准，高于与其现在或过去薪俸相称之标准者；(b)所支配之财富或财产，与其现在或过去之薪俸不相称
者，除非能向法庭作出圆满之解释，说明其如何能维持该生活标准，或如何能支配该等财富或财产，否则即属违法。③它明确的规定了无论是现任的还是曾任的政府雇员，只要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就可能受到法律的刑罚。仿照这样规定我国的刑法第395条才能真正有利于我国的反腐败工作的长期、有效、切实的开展下去，才更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和在我国已经加入WTO的情况下与国际的司法规范接轨。所以，我们建议将下列人员纳入该罪的特殊主体：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和行政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或者负责人离休、退休后5年内的人员；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从事检察、审判工作的检察官、法官离休，退休5年内的人员；各级公安、财政、工商、税务、海关等国家行政机关中的所有公务员离休退休后5年内的人员；各级政府派出机构从事国家公务或者离休、退休后5年内的人员。从而，更好的实现我国刑法的立法价值取向，抛弃该罪所具有的功利主义倾向！
其次，从该条款的客观特征来看。当前，理论界对该罪的客观特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持有说，它认为该罪的实施行为是拥有超过合法收入且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另一种是不作为说，它认为该罪的实施行为是不能说明超过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④笔者认为，持有说将“可以责令说明来源”看作是该罪的程序性条件，而不作为说将其理解为实质性的核心条件。因为刑法是解决实体法的法律而非程序法，它不会越俎代庖的规定司法程序问题，所以不作为说应当更接近于立法者的立法目的。既然不作为说更符合刑法的立法取向，那么“可以”二字便是立法者在立法上的有一疏漏。全面理解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实际上它隐含了司法机关必须责令犯罪嫌疑人说明其财产的来源，而不是可以责令其说明也可以责令其不说明。实际上，该罪是对犯罪嫌疑人拥有巨额来源不明的财产不作财产合法来源说明的不作为行为进行的法律惩罚，而不是对拥有巨额财产的持有行为进行的惩罚。所以，这种说明义务已经由刑法本身所设立，在这里应当将“可以”该为“应当”更符合刑法的逻辑严格性的要求。
同时，对于该条款中的“不能说明”在理解上容易出现偏差。笔者认为，对“不能说明”应作限制性的解释。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都能作以说明”只不过这种说明大多是莫须有的、无从考证的、隐匿实情的，如将财产来源说成是外国远亲赠与的或从已死亡的亲属那里继承的。对此,侦查人员实际上几乎无法调查核实，既不能证明其无，亦不能证明其有，如果以这种不能考证形式作出的说明作为法律上所要求的“合法说明”的话，这就有可能使一些不法“蛀虫”规避法律的制裁，这明显是有背于立法者的本意。因此，我们必须对刑法上395条所要求的“说明”予以特别限制，即应当是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说明的。为了消除这种法律理解上的偏颇，我们建议将“不能说明”该成“拒不说明或做虚假、无据说明”更有利于司法机关将有限的司法资源用到最大经济效用的地方上去；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实现刑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协调、统一！
最后，从该条款的法定刑上来看。由于该罪的法定刑较轻使之可能成为司法腐败的源泉和集体腐败势力的“保护伞”，它不利于维护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不符合刑法中的责任相称基本原则。例如，一些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与腐败势力狼狈为奸，放弃对腐败案件中的巨额财产来源的追究，而简单的以本罪结案，这样我们遏制了一种腐败却滋生了另一种腐败。同时，本罪缺乏附加刑，仅仅追缴犯罪分子的非法所得而不附加罚金，也容易轻纵犯罪分子不利于实现刑法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相结合的功能。⑤所以，对于本罪的法定刑我们建议，可以根据当地的年人均收入和犯罪人的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差额部分的比例来确定法定刑。例如，差额部分是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的五倍以上不满十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金；十倍以上不满二十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二十倍以上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金。
综上所述，通过对于原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上的分析。笔者建议对刑法第395条第一款作下表述：任何公民，如属国家工作人员或曾属国家工作人员，其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应当责令说明来源。本人拒不说明来源或作虚假、无据说明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差额部分是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的五倍以上不满十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金；十倍以上不满二十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二十倍以上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本人所在地年人均收入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金。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制度完善
针对当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立法上的众多不足和在司法实践上的尴尬处境，我们除了应当从法治上加以完善以外更应当从制度上加大建设的步伐，使之从多方面对贪污腐败现象加以遏止，从而更好的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从制度上主要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设：
第一，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应当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1995.4.30)、《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1997.3.24) 和《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外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1995.4.30)，建立国家公务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和离任审查制度，使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状况始终处于国家的有效的监管之下，防止当出现巨额财产时才发现其来源难以查明的失控状态。同时，与这一制度相配套的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公正的监督机构。这个机构负责对申报的材料进行系统化、透明化的管理防止监督机构的“护短”行为和集体腐败现象的产生。因此，笔者建议可以由国务院直属的审计署来对相应的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及家属的财产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查。从而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前置制度建设完善。
第二，建立金融监管机制。我国从2000年4月起实行个人存款实名制，它是整个金融实名制的一部分，它的设立有利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给予及时、全面的监控，有利于抑制腐败使得“灰色收入”无处藏身，更有利于国家财政、税收的征管。但是，由于我国各大银行间的互联互通工作做的还不健全、不完善，同一姓名可以在不同的银行开立多个户头，使得腐败分子还有可乘之机。同时，增加对不动产的实名制管理，使腐败分子妄想利用购置不动产转移赃款、毁灭证据逃避法律的制裁的幻想彻底的破灭。⑥
第三，坚持党的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的策略。实践中对于该罪的追究大部分来源于群众的举报、党纪委的查处和媒体的揭发。因此，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从党、国家和群众三个方面加以监控，广开举报的渠道，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充分发挥纪委的内部监督作用，从多层次对腐败势力加以打击。
总之，只有科学合理的建设好我国的财产申报和金融监管制度，坚持党的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多方面的制约机制相结合，认识到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是严峻的，反腐败工作必将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的综合工程，才能将我国的反腐败工作认真高效的进行到底！
综上所述，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由于新刑法第395条存在着在犯罪主体、客观特征和法定刑上的立法的不足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和完善。在完善立法的同时也需要对它的前置制度加以建设，如个人财产申报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和监督制约制度。所有这些都必须坚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建立健全各种配套制度，并通过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来予以保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法体系的建设，才能更有力的打击腐败分子，才能更快的进行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①高铭暄、马克昌： 刑法学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版 第642页
②储槐植：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N） 法制日报 1989—12—15（3）
③刘 玫：香港与内地刑事诉讼制度比较研究（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89页
④时延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理研析（J） 《法学》 2002年第3期39页
⑤卢建平：刑事视野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 年1期 第 61~68页
⑥蔡兴教：财产贪贿犯罪的疑难与辨症（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646页
[作者简介 ] 孟 波 男 山东德州人（1978~ ） 现为兰州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
陈超远 男 河南濮阳人（1973~ ） 现为兰州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