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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民法方法论的传统著述通常不涉及实证研究方法。这与民法学研究的“规范性”特征相关。所谓规范性，是指民法学研究主要服务于建构一套明确、具体并且不存在内在冲突的规范体系。传统的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扩大解释、限缩解释等，都是在相关民法规范的具体内涵不明确、不具体的时候，为了确定规范的具体内容而进行的理论操作。当相关规范不存在的时候，民法方法论则运用漏洞填补的方法来进行实质上的民法规范创制，诸如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类推解释就属于此类方法。在传统的民法方法论中也包含了诸如比较法、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方法的运用，但是这些方法都服务于寻找“妥适的规范”这一目的，它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是寻找规范的路径不同而已。

实证研究与传统的民法方法论存在重要区别。首先，实证研究关注的并非规范体系的建构问题，而是规范适用和运行的实然状态。如果说传统的民法方法论寻求的是“应然”的规范是什么，那么实证研究关注的则是社会生活中“实然”的规范是什么。举例来说，关于限制高利贷的问题，传统民法学方法论关注应该确立什么样的规范，究竟超过法定利率的多少才应认定为高利贷。而实证研究则关注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的借贷行为中当事人约定利率的具体状态如何，利率的高低呈现怎样的曲线分布，特别高的利率占多大的比例等等。

其次，实证研究是描述性的而非规范性的，通常不涉及评价问题。传统的民法方法论则包含了浓厚的评价因素。虽然说民法的根本精神是私人自治，原则上尊重私人对其生活作出的规划和安排，并且给予国家法层面的保障，但民法并非一概放任私人自治，在很多情况下也会通过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和效力判断规范对民事生活中的人的行为模式加以调整和引导。这种调整和引导的过程必然包含了对于某种理想的民事生活秩序的追求。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的民法方法论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必然包含价值判断的因素。相比之下，实证研究所追求的恰恰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状态。举例来说，现代民法追求男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平等，并通过各种民法规范的设置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对婚姻家庭案例的实证研究也许会揭示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些旨在保护妇女的法律规范在实际的运用中恰恰导致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弱化。实证研究不对这样的状况进行评价，只是揭示这样的事实的存在。

再次，实证研究在很多情况下对法律规范采取一种“外部视角”，而传统的民法方法论往往对法律规范采取“内部视角”。所谓外部视角，是指把法律规范看作一种社会事实，它与其他条件一起塑造着人的行为模式，法律规范得到遵守或者被违反本身更多地被看作一种有待解释的社会现象。而所谓内部视角，是以法律规范具有效力、应该得到遵守为前提，分析规则是什么、何种规则更为合理等问题。一般来说，当事人对待规则的态度（遵守／违反／规避）并非传统民法方法论关注的重点。

只有注意到这些差别，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很长时间里实证研究方法并没有引起民法学界的足够重视。法学研究的重点是面向规范的分析和研究，教义学的分析方法必然是一种主导性的研究方法。而实证研究则更多的属于社会学研究、经济学研究乃至政治科学研究的领域。虽然民法学界从未否认其研究成果对于立法（其功能是界定法律规范的大致框架）的价值，但民法学者一直以来坚持一种纯粹法学性质的“规范研究”，忽视了对于其他学科知识的汲取以及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刑法和诉讼法、行政法等公法领域的研究而言，中国民法学界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忽视显得非常突出。这主要是因为相较于公法而言，民法被认为更加具有“普世性”因素，因此民法学研究的“中国语境”因素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再加上中国民法的继受法性格，导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借助于比较法的资料，借鉴（其实就是移植）欧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理论和制度，成为中国民法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这种大规模的理论和制度继受也与中国民法近二十年来主要围绕重要的民事立法活动展开其研究规划存在联系。考虑到民法体系的庞大，中国民法学界其实还没有来得及从“立法论”占据主导地位的方法论模式中抽身出来，认真评估这些年来民事立法工作的实际效果。

应该承认，学术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法理论和制度引进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基础和平台，虽然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是三十多年来的积累和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今天讨论实证研究方法，需要的是民法方法论的进一步发展，而非革命。基于对法学研究的基本性质的认识，笔者甚至认为，实证研究方法只能成为传统民法方法论的补充。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反对实证研究在民法研究中的运用。相反，正是因为现实条件的变化，要求民法学研究必须在方法论上有所发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视。首先，民法理论研究必须正视“中国语境”。任何法律规范都必须要适应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才可能发挥实效，否则难免水土不服。而“中国语境”究竟表现为什么，必须借助于对民法规范在实际运行中的效果的实证研究，才有可能被揭示出来。其次，伴随着大规模民事立法活动的渐趋结束，民法理论工作的中心毫无疑问要转移到民法规范的适用和运行方面来，而这一方面的工作如果没有实证研究方法（尤其表现为实证案例研究）的支持，那么就无从评价民法规范适用的具体社会效果，也难以引导规范解释和建构的具体方向。再次，实证研究与传统民法方法论可以而且应该形成一种有益的互补关系。对于“应然”的设定离不开对“实然”状态的了解。中国民法学研究必须直面真实的中国问题，这只能通过实证研究才能找到。

在中国民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或者吸收实证研究成果，要求民法学界具有一种更加开阔的理论视野，注意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关注实务案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对民法研究的外部视角保持相当程度的敏感，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做到自觉地视角转换。

实证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要求民法学者能够对霍姆斯法官的那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有一种切实的领会以及实际的运用。


（作者：薛军 北京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出处:法学研究 2012年第1期
我国司法鉴定启动权归属之初探
刘晓莉
内容摘要：司法鉴定启动权的归属是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中岌代解决的问题，笔者通过分析世界各国相关立法例，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当事人＋法院”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并从模式本身的合理性，与我国诉讼模式改革方向相一致以及符合国际司法鉴定制度发展趋势三个方面阐述论点，以求抛砖引玉，推动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发展。
关键词：司法鉴定启动权 中立司法鉴定制度 对立司法鉴定制度

司法鉴定启动权是指可以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权利，主要包括司法鉴定申请权、司法鉴定决定权及司法鉴定委托权。司法鉴定启动程序被认为是司法鉴定的关键程序。谁有权最终决定鉴定程序是否启动及决定由谁进行鉴定是司法鉴定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决定着一国鉴定程序的特征。
一、司法鉴定的历史及现状分析
鉴定制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众所周知的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系统全面的法医鉴定古典巨著《洗冤集录》就是由我国南宋时期的著名法医学家宋慈所著，可谓是我国及世界的宝贵财富。但近代以后特别是近些年，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已经成为诉讼活动的桎梏。对于司法鉴定启动权不论是立法还是事务操作中都反映出有悖于法律的公正与效率。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民事诉讼法》第72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政局的若干规定》第25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 ”第26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行政诉讼法》第35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认为对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
从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及相关的证据规定当中可以发现，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实际都在法院中，“被告方无权委托鉴定人，这有违现代控辩平衡的价值理念…” 也是对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侵犯，极易产生司法腐败，也不利于揭示案件真相，既无法实现程序公正，也无法实现实体公正。
司法实践中关于司法鉴定启动权的行使比较混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司法机关依职权进行鉴定或委托鉴定，一方面，鉴定成为法官的义务，当事人和鉴定部门都不着急，只有法官干着急。另一方面，鉴定成为法官的权力，鉴定活动式式如何开始，怎样进行的，当事人一无所知，而法院对于自己启动取得的鉴定结论自然深信不疑。这样一来也就“省了”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的事——无需质证或流于形式；另一种是，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不满意的就再来一次，甚至要求鉴定人作出符合他（她）的意愿的鉴定结论，重复鉴定，鉴定腐败难以避免。
这种情况自然与我国关于司法鉴定的立法不完善有很大关系，也与人们的法律意识，以及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有关，但最主要的是目前司法鉴定启动权的归属或者说启动模式不符合现代司法活动，诉讼活动的要求。所以对司法鉴定启动权的归属应当进行重新思考，从而完善诉讼程序。
二、司法鉴定启动权的归属
由于我国自身的特点以及诉讼文化相互融合的世界潮流的影响，照抄照搬某国的模式是不可行的。所以只有借鉴别国的经验，作为建构我国司法鉴定启动模式的参考。
在英美法系实行对立鉴定制度（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即根据对抗制的法庭审理方式需要和举证责任负担理论的要求，英美法都承认当事人有必要象提供普通证人那样自行选定专家证人出庭作证。根据该制度，诉讼中应否进行鉴定，进行何种鉴定或由谁鉴定等事项都由诉讼当事人自行决定。
在大陆法系国家，都是以法院指定鉴定人作为选任鉴定人的基本形式，专家凭借其知识、技能和经验作出结论并报告法院，必要时法院还可以赋予专家为准备书面鉴定结论而进行独立调查的权利，是为中立鉴定制度（法院委托鉴定制度）。鉴定人被称为法官的“辅助人”。
综上可见，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实行的是截然不同的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启动权的归属也是天壤之别，但各有优缺。笔者认为基于我国特点，建构“当事人＋法院” 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较优。
“当事人＋法院”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是当事人与法院互动并相互制约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当事人申请、决定并委托司法鉴定人，但这一切活动都应在法院的调控下，法院可以有理由地制止当事人行使启动权。这个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充分体现诉讼民主，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由法院进行整体的、宏观的指导从而避免当事人权利的滥用。达到当事人——法院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目标。笔者认为：
首先从模式本身的合理性来看，在法院的宏观调控下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能够最大化地保证鉴定活动的公正性，实现当事人诉讼活动的积极性与规范性。
不管是哪一种诉讼，程序正义的最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裁判者的中立性，可以说裁判者的中立性是程序正义的底线，没有裁判者的中立，就谈不上诉讼或审判的程序正义性，也就无所谓结果的正当性。尽量由当事人双方启动鉴定程序，这样可以避免当事人对法院和鉴定机构中立性的质疑，只有在当事人不能确定或双方对鉴定机构的确定发生争议时，才由法院确定，这种做法虽然会牺牲一些效率，但更有利于程序正义的实现。而且根据民事诉讼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要求，案件的权利主张和事实主张应该由当事人提出，没有提出的主张，包括事实主张，法院不应当主动依职权提出，否则会影响法院的中立性。在当事人没有意识到专门问题对裁判的影响时，法院可以行使阐明权或释明权说明专门问题鉴定的必要性，而不是主动依职权启动鉴定。这样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当事人诉讼主动性，而且可以增强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的信服度。
其次它与我国诉讼模式改革方向相一致。
我国正在对过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进行改革，有选择地吸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优点，符合当今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相互融合、借鉴、学习的发展潮流。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及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分别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原先所特有的诉讼模式。但不论是哪一种模式，在经过了多年的司法实践的检验以及诉讼制度的发展以后，均暴露出许多不足与缺陷，而这些不足与缺陷恰恰在相对的模式中可以得到弥补。因循守旧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知识文化的“流动”以及“特征淡化”成为目前诉讼制度的主旋律。
我国正处于诉讼体制转型时期，原本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加入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因子，法院依职权主导已渐渐向当事人主导转变。司法鉴定制度本着为证据制度、诉讼制度服务的目的，也必然顺应这一趋势。徐静村教授曾说：“启动司法鉴定不再作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专属权利，而是控、辩双方都有权提起鉴定……” 在司法鉴定启动程序中，法院的主要功能是进行宏观的调控，控制诉讼程序，所有案件的主张和事实都来自于当事人，包括鉴定程序的启动原则上也由当事人决定。相信在规范的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保证鉴定结论的公证性不是遥不可及的。
最后其符合各国司法鉴定制度发展趋势
英美法系以及大陆法系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均对自身的体制进行了一些微调，从而也改变了以前的单一的司法鉴定的模式，呈现出混合式的司法鉴定模式。
如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第35.3条规定：“①专家证人的职责在于以其专业知识帮助法院解决有关诉讼程序中的问题。②专家证人的职责优先于专家证人对向其作出指示的人或者反对其费用的人之义务。”本条的规定突破了专家证人是为当事人服务的传统观念，明确指出专家证人的职责是帮助法院解决有关诉讼程序中的问题，而当这一职责与其对当事人的义务发生冲突时，必须以职责为优先。以及第35.7条规定了当两方或多方当事人都希望就某一特定的问题提交专家证据时，法院可以指定只由一名专家证人就该问题提交专家证据，被指定的专家证人称为“单一的共同专家证人。”
大陆法系为了减少司法官委托鉴定制度的错判危险，法国采用了“双重鉴定”原则，除极为简单的鉴定事项外，预审法官都应聘期两名以上的鉴定人分别对同一事项进行鉴定；德国则允许当事人在不妨碍官方鉴定工作的情况下聘请自己的鉴定人参与官方的鉴定活动。有些大陆法国家规定，当事人一方如果认为案件需要由专家进行鉴定，可向法官提出请求，以促使后者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集两种制度之长的混合式鉴定制度是当今各国的一个发展趋势。
“当事人＋法院” 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正是混合式鉴定制度的一部分，将有助于对两种鉴定制度扬长避短，更好地运用鉴定技术揭示案件真相，实现实体正义，保护当事人权利。
建立“当事人＋法院”的司法鉴定启动模式符合司法鉴定制度及诉讼制度的要求，制度总是在发展着的，实践中操作会检验理论，从而带给人们更多的启示。

注释：
1陈卫东：《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价值目标》载《中国司法鉴定》2003年4月

2徐静村:《刑诉法修改中司法鉴定条文这样设计》载《检察日报》2005年10月13日

3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168—188页
参考文献：
[1]刘新魁.法国司法鉴定制度及启示[M] .诉讼法论丛（第七卷）,2002.
[2]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修订版）[M].法律出版社,2001.
[3]曹建明.诉讼证据制度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4]张卫平.外国民事证据制度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