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英 东南大学法学院 讲师
关键词: 一般人格权/客观价值秩序/共同价值基础
内容提要: 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并非毫不相干的两种权利，对二者关系认识不清可能导致将二者混淆的可能性及倾向。由于产生上所具有的特殊性较为集中的体现了宪法与民法的交叉，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得以成为观察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关系的绝佳切入点。
引言
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是一项特殊的权利。无论是从基本法还是从德国民法典来看，都没有对一般人格权的表述，因此它是一项由法官在判例中建立起来的权利；同时，民法上一般人格权建立的基础为“基本法第1条、第2（1）及民法典第823（1）”，也就是，与其他得到民法典具体规定的民事权利不同，如果没有宪法权利的辐射作用，这一权利就不可能在民法上产生[1]——这也就意味着一般人格权自产生之初就体现着宪法与民法的交叉，故而在对一般人格权性质的认识上较容易产生混淆。这就需要我们在辨明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关系的基础上对其作出明确界定。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人格权领域本身就是现代民法拓展调整的领域、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出现融合趋势的集中体现，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在其产生上又具有如此独特的经历，这也就使得一般人格权成为了我们观察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互动关系的一个绝佳切入点。
一、一般人格权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发展轨迹（作为民事权利）
由于近代民法理论将人格与财产密切联系起来， [2]而否认自己对自身的某些权利，因此德国民法典除了规定少数具体人格权，如姓名权外，对人格权的保护力度是很不够的。 [3]同时，出于法律安全性的考虑，民法典中也并没有写进一般人格权条款。 [4]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当时帝国法院的法官拒绝承认一般人格权问题是一个应该交由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 [5]但德国司法机关也曾力图通过种种途径扩大对人格保护范围。 [6]二战结束后，民法典对人格提供的保护明显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但由于立法者扩大人格保护的努力未能成功， [7]因此这一重任最终还是落在了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肩上。
最早提出“一般人格权”这一概念的，为1954年的“读者来信案”。 [8]在本案的判决书中，联邦最高法院首次宣称： [9]
既然基本法（1949年宪法）规定了人格尊严权（第1条），以及作为隐私权（a private right）的人格自由发展的权利，这一权利在不损害他人的权利，或不与宪法秩序或道德相抵触的范围内应得到广泛的尊重（第2条），那么一般人格权就必须被视为由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
正是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在此宣布一般人格权的基础在于基本法第1（1）及第2（1），才为后来关于一般人格权的性质的讨论埋下了伏笔。当然，作为一项民事权利，一般人格权不仅仅以基本法相关条款为渊源；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一般人格权最直接的法律渊源为民法典第823（1）。即，一般人格权为第823（1）所谓的“其他权利”，德国民法学上称其为“框架性权利”。 [10]
一般人格权这一概念的提出为侵权法领域内对人格的有效保护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但是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仍构成一个困扰学者和法官的问题，因为从民法典第253条的条文表述来看，因损害一般人格权所造成的非物质损害是被排除在金钱赔偿之外的。对于这一问题，也是由法官通过判例的形式解决的。最早肯定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责任的就是1958年的“骑士案”。 [11]
在回答对人格的非物质损害能否请求金钱赔偿的问题时，最高法院在重申了“一般人格权不仅是基本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是一项民事权利”这一观点之后，以肯定的口吻写道：“这一所谓的一般人格权在民法的框架内也具有法律效力，同时也享受民法典第823（1）中‘其他权利’的保护。”而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应承担金钱赔偿的直接依据，法院则认为是民法典第847条。 [12]法院认为，虽然传统的观点认为民法典并不保护一般人格权， [13]但既然基本法已经赋予了人格以广泛的保护并视其为基本价值，那么民法中的上述观点就再无法成立，而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不予赔偿也将是“无法忍受的”。 [14]
此案判决一出，学界争议四起。最主要的争议就集中在判决中作为金钱赔偿责任直接依据的民法典第847条。由于第847条属于排除性规定，将其作为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责任的依据未免有失牵强。故而，在此后的案件中，最高法院不再以民法典第847条为依据，而是以民法典第823（1）结合基本法第1（1）、第2（1）为依据，以“金钱消除损害”这一法律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 [15]
通过此后诸多判例的发展与完善，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建立起了有关一般人格权的完整的制度。作为一项框架性权利，一般人格权对于未受到具体人格权条款保护的人格法益提供辅助性的保护；同时，不同于绝对权，一般人格权的保护采取了逐案审查及利益衡量的方法，以避免该条款提供过宽的保护以及赋予法院过多的裁量权，从而危及到立法权限。 [16]
二、一般人格权在联邦宪法法院的发展轨迹（作为基本权利）
与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一样，作为基本权利的一般人格权（以下简称“一般人格基本权”）也是通过判例形成的。但是从时间上来看，有关一般人格基本权的判例稍晚于民法上的判例——其最早可追溯至1957年的艾尔菲斯案 [17]。
根据宪法法院形成的领域说（the Sphere Theory (Sphärentheorie)）， [18]基于个人与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的人格利益被分划为不同的领域，并相应的接受不同程度的保护。其中，处于最为核心的地位的是核心领域（the most intimate sphere (Intimsphäre)），这是人类自由绝对不容公权力任何侵犯的领域，而这一领域内的人格权也是与人格尊严联系最为紧密的；其次则是私密领域（a private or confidential sphere (Privat or Geheimsphäre)），对于这一领域内的人格权只允许基本法第2（1）条文中所表述的限制（即适用比例原则）；处于最外层次的为社会领域（an outer or social sphere (Sozialsphäre)），由于这一领域内的人格利益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最为密切，而与私人的联系最为松散，故而对其采用的是宽松审查基准。 [19]由此可见，德国的人格权法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与外部社会发生联系的行动自由； [20]私人领域内的相关自由与权利。 [21]艾尔菲斯案涉及的即是前者。
从表面上看来，该案并非宣示一般人格基本权的案件——在该案的判决书中甚至没有出现“一般人格权”这个词。它所回答的仅仅是基本法第2（1）中的“人格自由发展”是否包括对公民一般意义上的行动自由权（the right to freedom of action）的保护。但是，从以下几层意义上看来，艾尔菲斯案不愧是宪法法院在一般人格权问题上的奠基之作。首先，行动自由是一般人格权的构成部分之一，故而称本案为宪法法院首次宣示一般人格权的案件并不为过。其次，在本案中联邦宪法法院不仅从一般意义上承认了基本法第2（1）保障公民的行动自由权，而且指出基本法第2（1）为基本权利保障的兜底条款，当公民的自由受到来自公权力的侵犯而（具体的）基本权利又没有提供相应的保障时，公民即可引用第2（1）来对抗侵犯。这就为后来法院从一般意义上阐述一般人格权奠定了思路。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法院特别指出，任何法律除了不得违背基本法的明文规定外，对于“未予书写的”价值秩序与基本原则也不得违反；当然，对于作为基本法最高价值的人格尊严就更是必须遵守了。因此，“宪法为每个公民提供了发展私人空间的保护，即对人类自由的最后的不受侵犯的领域免受来自公权力的任何侵犯的保护。” [22]这就为宪法法院在其后的案件中宣示一般人格权奠定了基调，同时也暗示着宪法法院承认了联邦最高法院在一般人格权上对民法典所做的解释。 [23]
而首次从私人内在领域出发分析一般人格权的则是1969年的微观统计案。 [24]在本案中，宪法法院除了承认公民的信息自决权（一般人格权的构成部分）外，还延续艾尔菲斯案中将人格尊严与一般人格权联系起来的分析基调，试图对“内在空间”（inner space）做出明确界定。法院指出，个人必须拥有一个内在空间以使其人格获得自由、自我负责的发展，而这样一个内在空间不受任何外在的侵犯。 [25]此后，宪法法院通过索拉娅案、 [26]雷巴赫案、 [27] 埃普勒案、 [28]统计法案、 [29]犯罪日记案 [30]等案件逐步完善了一般人格基本权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关判决对宪法法院的判决造成的影响：宪法法院不仅承认了联邦最高法院以基本法第1（1）、第2（1）为一般人格权基础的思路，还承认了它对民法典的解释及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予以金钱赔偿的做法。其中，最为典型也最具意义的就是索拉娅案。
在索拉娅案中，联邦宪法法院首次宣布联邦最高法院对侵权法上的一般人格权 [31]的承认在宪法上 是没有疑虑的，并且确认了其以基本法第1（1）、第2（1）及民法典第823（1）为据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予以金钱赔偿不存在违宪之处，从而使得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制度得到了确认，消除了争议。更为重要的是，在该案中宪法法院肯定了最高法院运用基本权利的辐射作用理论证成一般人格权的思路，指出由于基本权利同时构成客观价值秩序，因此个人的人格及尊严上的利益必须受到所有国家机关的尊重和保护，这一保护也应拓展至个人的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而在私法领域中，这一任务就是由一般人格权的法律制度来实现的。此外，宪法法院还确认了普通法院的法官按照宪法中确认的宪法秩序对法律进行解释的权力。因此，索拉娅案可以说是宪法法院对联邦最高法院建立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努力的全面总结与肯定。
三、一般人格权：基本权利，抑或民事权利？
纵观以上所述一般人格权产生与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以下两个特点：（1）一般人格权的概念首先由联邦最高法院在民事审判中提出，同时，作为民事权利的一般人格权的发展又对一般人格基本权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夸张的说，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两条高度重叠的发展脉络。（2）联邦最高法院证成一般人格权时采取的是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与间接效力理论， [32]以基本法第1（1）、第2（1）为其渊源；甚至，最高法院在“读者来信案”中宣称：“一般人格权……必须被视为由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同时，对于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做法，宪法法院在索拉娅案中也明确予以了肯定。由此，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与一般人格基本权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这种混淆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是有意的， [33]甚至有学者声称一般人格权是基本权利，而非民事权利。 [34]那么，一般人格权到底是基本权利还是民事权利呢？
笔者认为，作为民事权利的一般人格权与作为宪法权利的一般人格权虽然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在产生过程上也存在诸多交叉，但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权利，不应将其混淆。也就是说，既存在作为民事权利的一般人格权，也存在作为宪法权利的一般人格权。首先，对于侵权法上的一般人格权，虽然最高法院认为基本法第1（1）、第2（1）为其渊源，但推导出这一权利的直接渊源仍然是民法典第823（1），只不过基本法对人格尊严这一最高价值的宣示为最高法院从民法典第823（1）推导出一般人格权提供了合法性。 [35]
其次，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的制度发展是在侵权法的框架内进行的。与其他民事权利不同，一般人格权是一项框架性权利。作为一项框架性权利，一般人格权的意义更多的是存在于侵权法上的意义。而纵观一般人格权自产生到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责任的认定等一系列过程，我们即可发现，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建立始终是在侵权法的框架内进行的。 [36]对于这项权利，甚至有学者提出，它不是一项权利，而仅仅是法益的一种特殊立法表达形式， [37]或者认为它“不过是借助了‘权利’这一外衣(用德国人自己的话来说是个‘大氅’)，表达了关于人格法益应受到保护这样一个宽泛的法律原则而已。” [38]由此可见，一般人格权与一般人格基本权是性质上截然不同的两种权利。
第三，虽然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的产生与发展对一般人格基本权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两个权利的发展线路并非同一而是独立的。也就是说，一般人格基本权的产生和发展虽然是在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的影响下进行的，但却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从一般人格基本权的产生过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宪法法院首先从基本法第2（1）中推导出一般行动自由权，然后以一般行动自由权和人格尊严为基础推导出一般人格权。 [39]虽然宪法法院对一般人格权的宣示晚于联邦最高法院，但其对一般行动自由权的宣示却最早可追溯至1954年的调查帮助案 [40]——而这一时间与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的产生则是同时的。另外，联邦宪法法院对于联邦最高法院关于一般人格权观点的承认仅仅是认为并不存在宪法层面上的反对民事司法判例的理由， [41]这一确认使得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制度得以成为一项稳定的法律制度以发挥法律效力。因此，宪法法院的确认实际上起到的是定纷止争的作用。
第四，权利的内容不尽相同。一般人格基本权的核心是自我决定权，具体说来包括信息自我决定权、控制自己在社会中形象的权利（包括控制自己的言辞、图片、影像、声誉的权利）、以及自我决定权和知悉自己的传统（heritage）的权利，同时，性自决权与有关性和感情生活的权利一般被认为处于一般人格权的核心领域。 [42]这是因为一般人格基本权基本上是围绕着“精神的、道德的人”、围绕着“内在的空间”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得以躲避外在的干涉和侵犯，得以在自我决定的基础上实现人格的自由发展。而侵权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保护的领域则主要集中在：保护名誉免受陈述事实和发表言论的损害、保护同一性免受与事实不符但未损及名誉的事实陈述的损害、保护私人秘密免受调查、保护私人秘密免受传播及保护其他人格利益免受利用、其他的人格保护。 [43]总体说来，一般人格基本权利的范围要比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意义上的民法的一般人格权更为宽泛。 [44]
第五，权利保护的力度不同。作为一项框架性权利，侵犯一般人格权的行为的违法性的认定并不是采取“结果违法”的方法，而是采取“积极确定违法性”的方法。之所以存在这一区别，就是因为，与民法典第823条明文列举的法益不同，一般人格权不具有明确的应受保护的范围。由于它可能与他人的人格权在同一层次上发生冲突，所以要确定侵犯一般人格权行为的违法性，就必须在个案中采用利益衡量的方式。 [45]而一般人格基本权却大不相同。根据领域说，对处于核心领域的一般人格基本权，绝对不允许来自公权力的任何侵犯；而对处于第二层次领域的一般人格基本权，则国家只能在根据一部符合规范明确性原则的法律（议会保留），并且只有在“重大的公共利益要求这样做，而又严格遵循适度原则”的情况下，才能对其进行限制。 [46]由此可见，一般人格基本权受到的保护要高于一般人格权。
从以上分析可见，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与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是互相独立的两种权利，我们绝不应将其混为一谈。从理论上讲，将二者混为一谈将导致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界限的混淆，不利于基本权利的保障；从司法实践上讲，混淆作为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一般人格权将造成“法官造法”现象的严重化，使得司法权过多的伸入到立法权的领域中来。 [47]
四、一般人格权：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勾连
上文笔者分析了一般人格权与一般人格基本权的区别。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尽管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集中体现就在一般人格权的证成上。如同上文中提到的，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与间接效力理论在一般人格权的证成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联邦最高法院不仅以基本法第1（1）、第2（1）为一般人格权的最基础的渊源，而且在解决对一般人格权的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问题时也再次确认了基本权利的辐射作用以及基本法所确认的价值加诸于法院的国家保护义务。可以说，如果将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视作互不相干的两种完全平行的权利，一般人格权的产生将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由于德国法认为基本法所确认的核心价值（基本法第（1）条）构成了所有部门法的共同的价值基础（客观价值秩序），这一价值基础上的利益必须受到所有国家机关的尊重和保护，从而使得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得以发生某种勾连，一般人格权的产生才成为可能。概言之，德国基本法确认人格尊严为最基础的价值，而一般人格权与一般人格基本权作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权利，即是同一种价值在不同的法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它们一方面具有共同的基础，但同时又是性质不同的权利。
推而广之，德国法上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作为主观权利，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是独立的两种权利，不容混淆；同时，由于二者构建于同一价值基础之上，而这一价值基础又以宪法权利的面貌表现出来（客观价值秩序），故而宪法权利得以以辐射作用的形式与民事权利产生勾连。
不难发现，上述描述带有非常强烈的德国色彩。显然，在不承认宪法权利的双重属性的国家里，比如我国，上述描述将难以适用。那么，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看来，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笔者认为我们更有必要明确另一个更具基础性的问题，即：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究竟是统一于某种价值，还是统一于宪法所宣布的某种价值？究竟是这种价值具有最高性，还是宪法的最高性赋予了这种价值以最高性？从表面上看，德国法上一般人格权的产生依赖的是基本法所宣称的基础价值（人格尊严），故而是宪法权利的辐射作用直接导致了这一全新的权利的产生；然而，若加以更深层次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一般人格权的产生，甚至是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的普遍勾连乃是扎根于源自康德及黑格尔的人本主义的。也就是说，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共同基础有其更为深刻的哲学及价值观基础，而非仅仅是宪法权利的辐射作用如此简单。从现代德国法来看，这一哲学及价值观基础可以归纳为“人格主义”，即强调人为“拥有人格尊严的社会人”，这样的人不仅具有不能让渡役使的自身价值，同时也负有将自己与他人间的共同生活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来展开与实现的义务。 [48]
故而，即使是德国法上的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的关系也并非能够简单的以宪法权利的双重属性来概括，归根结底，深入到私人之间的并不是宪法权利，而是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共同的价值基础。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宪法所宣布的基础价值构成了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共同基础，但是，不容混淆的是，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是统一于这一共同的价值基础（哲学价值观基础），而非其他。宪法固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但它也同样构建于这一基础之上，必须与这一基础相协调。不独德国法如此，其他国家的法律亦不应有二。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大胆宣称：不仅在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上体现着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勾连，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来看，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亦应统一于共同的价值基础之上，并得以发生互动关系；二者并非毫不相干的两种权利。无论是对人格权也好，对财产权也好，我们都必须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之上去厘清具体权利的性质、去看待权利，才不致产生偏差。
那么，这一最为基础的哲学价值观基础究竟为何呢？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认识。例如，在德国，如上文所述，这一基础为人格主义。而美国宪法虽然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但从其宪法的字里行间及司法审查实践形成的传统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强烈的价值取向，故而将美国法上的哲学价值观基础归纳为个人主义应为妥当。再如日本，虽然其宪法宣称国民主权、尊重基本人权及和平主义为基本原则，而日本宪法学家也认为“人的尊严”为其宪法的最基本原理，但日本法并非如德国法一样以人格主义为其价值基础，而是在强调人权的基础上强调人作为“个人”对抗国家的价值，故而也是以个人主义为其哲学价值观基础的。
我国宪法并未如德国基本法一样对基础价值作出明确宣告，也未如日本宪法一样对基本原则作出归纳总结，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和加深了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关系的混淆状态。可以说，正是在共同的价值基础上认识不清，甚至对这一问题未能引起重视，才导致了我们在对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认识上（尤其是对人格权认识上）的种种误差。只有确认了这一基础，才能构建起具有内在逻辑性的宪法权利体系，并且将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勾连起来。具体而言，考虑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我国，宪法权利并非公民对国家的对抗，因为社会主义下强调的是公民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但将其归纳为共同体主义也非为恰当，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让个人利益淹没在共同体利益的汪洋大海里。故而笔者认为以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人格主义为我国法律的哲学价值观基础较为妥当。
注释:
[1] 我们谈到宪法对第三人效力问题时，通常想到的判例都是吕特案。而最早产生一般人格权的“读者来信案”早于吕特案4年运用了间接效力理论。
[2] 传统民法普遍将人格视为财产的延伸，同时认为人格独立的最主要目的为对财产的独占和支配，故而人格只能附庸在财产法上不断提升。见姚辉：《论一般人格权》，载《法学家》1995年第5期，第8－16页。
[3] 蒋学跃：《人格与人格权的源流——兼论宪法与民法的互动关系》，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5期，第17－20页。
[4] 周晨、张惠虹：《中德民法中一般人格权制度之比较》，载《德国研究》2003年第2期，第71－75页。
[5] 周晨等，同上注。
[6] 有德国学者认为，尽管一般人格权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但是德国法上最大的、成系统的扩大人格保护力度的努力却可以一直追溯至纳粹时期。Gabrielle S. Friedman, James Q. Whitman. The European Transformation of Harassment Law: Discrimination Versus Dignity. 9 Colum. J. Eur. L. 241, FN52.
[7] 周晨等，同注释3。
长春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规定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政府
第8号
长春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规定
《长春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规定》已经2004年4月17日市政府第2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4年4月20日起施行。
市长：祝业精
二OO四年四月二十日
长春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管理，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效率，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长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市区内城市管理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暂行规定所称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指经国务院授权的省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部分行政处罚权。
第四条 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后，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其他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再行使；仍然行使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无效。
其他行政管理部门行使的城市管理日常工作仍然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五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负责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综合协调、指挥调度、监督检查，并具体实施全市建筑市场、公共设施管理的行政执法工作；区、开发区、一汽集团厂区城市管理执法机构负责本辖区内的具体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
第六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对区城市管理执法机构作出的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处罚决定，有权予以纠正。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对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管辖的案件，在认为必要时可以直接查处。
第七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可以行使下列权利：
(一)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者现场进行调查或者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检查；
(二)查阅、调阅或者复制被检查单位、个人与检查事项有关的资料；
(三)依法取得有关证据材料；
(四)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八条 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做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市、区公安机关城市管理治安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的职责，配合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做好治安管理工作。
第二章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临街的建筑物上插挂、张贴、安装任何装饰物。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予以强制拆除，并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条 建筑物顶部、外走廊、平台、阳台、外窗等应当保持整洁，无堆放物料，无乱搭建，不得悬挂、张贴、晾晒有碍市容观瞻的物品。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予以强制清除。
第十一条 在道路、公共场所及建筑物上设置的交通、电信、邮政、煤气、给排水、热力、地名、电力、环境卫生等各类设施、标志，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规范的要求设置，保持完好和整洁美观。 出现破旧，污损的，责任人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清洗。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道路、桥梁、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生产加工、摆设摊点、开办集市、维修清洗车辆、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
违反规定生产加工、摆设摊点、开办集市、维修清洗车辆、堆放物料的，责令改正，并处以50元以上3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予以强制清除。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责令限期拆除，并按照占地面积处以每平方米500元的罚款；逾期末拆除的，予以强制拆除。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候车亭、书报亭、电话亭、监督亭、工作亭等各类服务亭。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的，予以强制拆除。
第十四条 临时占用道路、广场等公共场所举办公益性活动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经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保持周围市容和环境卫生整洁。活动结束后，及时恢·复原貌。
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五条 拆除和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需要临时占道的，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到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施工占道手续。
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六条 禁止在道路两侧及其他公共场所的护栏、电线杆、树木、绿篱等处晾晒衣物或者悬挂物品。
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以50元的罚款。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予以强制拆除，并按照广告设置版面的总面积予以处罚。面积在10平方米以内的，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面积超过10平方米的(含 10平方米)、不足50平方米的，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面积超过50平方米(含50平方米)的，处以10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刻画、涂写、喷绘、张贴广告宣传品。
违反规定的，责令清除，并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商业性牌匾或者进行门面装饰。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拆除，并分别处以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拆除的，予以强制拆除。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公共场所利用条幅、旗帜、气球、充气式装置、实物造型等载体形式设置标语、宣传品。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撤除，并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撤除的，予以强制撤除。
第二十一条 经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和商业性牌匾，应当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并做到安全牢固，完好整洁，内容健康，书写规范，无空置，无破损，无污迹和无褪色；霓虹灯、电子显示屏(牌)、灯箱体形式的户外广告显示完整，不得残损；断亮、残损的，在修复前停止使用。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强制拆除。
第二十二条 经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公共场所利用条幅、旗帜、气球、充气式装置、实物造型等载体形式设置标语、宣传品的，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按照批准的范围、地点、数量、规格、内容和期限设置；
(二)保持整洁美观、内容健康、文字规范、字迹清晰，无破损、无残缺。
违反规定，具有上述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的，予以强制清除。
第二十三条 公园、绿地、花坛、道路绿化隔离带的责任人，应当保持责任区清洁。
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栽培、修剪树木或者花卉等作业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
(一)当日清除产生的枝叶、泥土，及时清运枯树和残枝等杂物；
(二)花坛、绿地、树穴周边的土面应当低于边沿侧石；
(三)施肥、移种花草、松土、除草、浇水时不得污染道路。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维修、清疏、更换各类公共设施所产生的废弃物，作业单位应当及时清除，不得乱堆乱放。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清除；逾期不清除的，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集贸市场、餐饮业的责任人应当保持场内和规定范围内的环境整洁，按照垃圾日产生量设置垃圾收集容器，并做到垃圾日产日清。
集贸市场的责任人应当设置符合标准的公共厕所，及时清掏、清运，保持清洁。未设置公共厕所的，有关部门不予批准开办集贸市场。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5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倾倒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应当做到日产日清，密闭运输，并清运到指定的垃圾消纳场所，不得乱堆乱倒。
因施工或者其他作业影响垃圾清运的，施工单位或者作业单位应当在事前报告所在区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并按照主管部门要求采取措施后，方可施工或者作业。
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对单位处以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因装修、搬迁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将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及时运送到指定垃圾消纳场所。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单位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以5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倾倒、堆放或者处置建筑垃圾、工程渣土。
违反规定，未办理清运处理登记手续进行清运、倾倒的，责令改正，并按照每吨200元处以罚款；办理清运处理登记手续后，未按照要求进行清运、倾倒的，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运输垃圾、渣土、砂石灰浆、煤炭、白灰、粉煤灰等易于扬尘、撒落物料的车辆应当密闭运输，不得泄漏、遗撒。
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处以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厕所的粪便应当排入城市污水管网，不得排入雨水管网。不能排入城市污水管网的，由责任人负责及时清掏，并运送到粪便无害化处理厂。没有清掏、运送能力的，应当委托市容和环境卫生作业单位有偿清掏、运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公共厕所内倾倒垃圾、污水、冰雪、残土和其他杂物。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从事车辆清洗、修理和废品收购、废弃物接纳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保持经营场所及周围环境卫生整洁，采取措施防止污水外流或者废弃物向外散落。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2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在道路上拦截机动车辆进行清洗。
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在公共场所禁止下列行为：
(一)随地吐痰、便溺、乱扔瓜果皮核、烟头、纸屑、香口胶、食品饮料包装物等废弃物；
(二)乱倒污水、污物及从车内、楼上抛撒废弃物；
(三)焚烧树枝树叶和其他废弃物；
(四)其他损害环境卫生的行为。
违反规定，具有上述行为之一的，责令清除，并处以50元以上 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禁止在畜禽禁养区内饲养畜禽和其它有碍市容环境卫生的动物，准予饲养的宠物除外。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处理；逾期未处理的，予以强制处理，并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禁止占用、损坏环境卫生设施。不得移动、停用、改变用途或者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
违反本条规定，移动、停用、改变用途或者损坏环境卫生设施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占用环境卫生设施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的，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恢复原状。
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不得擅自进行建设。
违反规定的，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第三十七条 严禁从事无固定经营场所无营业执照的经营活动。
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暂扣生产经营工具和物品，并处以2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章 城市绿化管理
第三十八条 城市公共绿地、生产绿地和城市规划中预留的公共绿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或者改作他用。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退还和恢复绿地，并按占用绿地面积收取绿地建设费；逾期不执行的，强制拆除建筑物、构筑物，并处以 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公园、广场等公共绿地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退还和恢复绿地，并按占用绿地面积收取绿地建设费；逾期不执行的，强制拆除建筑物、构筑物，并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城市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迁出或者拆除；情节严重的，处造成损失金额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因市政公用和军事设施建设需要临时使用公共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的，施工前应当报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使用期满应当及时予以，陕复。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退还，恢复原状；情节严重的，可并处以造成损失金额的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禁止下列损害城市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
(一)在城市公共绿地内挖坑掘窖、采砂取土、狩猎放牧、种植农作物、倾倒垃圾污物、采摘果实；
(二)碾压、践踏花坛草坪，在绿地上堆放物料、沙石；
(三)折枝摘花、剥树皮；
(四)倚树盖房、钉刻树木；
(五)其它损害城市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
违反规定，具有上述行为之一的，责令恢复原状，并处以3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伤和砍伐古树名木，不得擅自摘取古树名木果实、种子。因特殊原因需要砍伐古树名木的，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违反规定，擅自砍伐或者移植古树名木的，处以10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损伤古树名木的，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对擅自采摘古树名木果实、种子的，处以1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或者移植城市树木，因建设工程需要确需砍伐或者移植树木时，应当按有关规定报批。
违反规定，对符合条件的，责令补办手续，并按砍伐(移植)树木总价格的二倍处以罚款；对不符合条件的，按砍伐(移植)树木总价格的十倍处以罚款。
第四章 市政公用设施管理
第四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和对市政公用设施的安全及使用有影响的工程施工，应当经市政公用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后，方可进行。
违反规定的，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可并处以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禁止擅自挖掘城市道路或者在城市道路范围内搅拌混凝土和砂浆，排放污水，倾倒垃圾及具有腐蚀性的废渣、废液。
违反规定，具有上述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并处以 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经批准临时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批准的地域、范围、用途、时限占用或者挖掘；
(二)挖掘现场应当设置护栏、明显标志等安全防护设施，施工完毕，应当按照规定回填夯实，清除余土剩物。
违反规定，具有上述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不得损坏城市道路。临时占用城市道路不得超过批准期限；确需延长占用期限的，应当事先办理延期手续；占用期满后，应当及时清理占用现场，恢复城市道路原状。
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每年的11月1日至翌年4月15日期间不得挖掘城市道路。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3年内不得挖掘。 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须经市、区人民政府批准。
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道路作为临时停车场、存车处或者自建向社会开放的公共停车场、存车处。
违反规定的，责令恢复原状，可并处以500元至3000元罚款。
第五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擅自移动城市道路、桥涵的附属设施及标志。
违反规定的，责令恢复原状，可并处以500元至1000元罚款。
第五十二条 禁止下列损害城市排水设施的行为：
(一)移动、损坏或者盗窃城市排水设施；
(二)擅自在排水管道两侧各5米和排水明渠两侧各15米内取土、挖砂、圈占用地或者修建构筑物；
(三)向城市排水设施内倾倒粪便、泥水及易燃易爆液体和垃圾、建筑砂浆等杂物；
(四)向公园和其他游览区的水体内排放污水；
(五)在城市排水设施内设闸堵水或者安泵抽水；
(六)在排水系统采用分流制的管网中将雨水和污水管道混接；
(七)擅自联接或者更改排水管线；
(八)擅自将电缆等其他管线穿过排水设施；
(九)其他损坏城市排水设施的行为。
违反规定，具有上述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应当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建设。
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铺设、迁移、改建、联接户外排水设施。
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因工程建设需跨压城市排水设施或者在其技术范围要求的安全范围内施工的，应当到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六条 使用城市排水设施的单位应当到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审批手续，领取排水许可证后，方可使用城市排水设施。
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以1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七条 禁止下列损害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行为：
(一)在路灯柱周围一米内堆放各种物料；
(二)非路灯维护管理人员攀登灯柱；
(三)损坏、盗窃灯具、电线等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及附属设备。
违反规定，具有上述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占用、排除妨碍、恢复原状，可并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 因特殊需要迁移、改动路灯或者在路灯线路、灯柱上拉线接灯，安装其他电器设备时，应当经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由路灯专业队伍施工。
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九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
(一)在城市燃气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建设各种地上、地下建筑物和构筑物，堆放物品，挖坑取土，掘沟，打桩，爆破作业等；
(二)损坏城市燃气设施；
(三)擅自移动、覆盖、涂改、拆除或者损坏城市燃气设施统一标志。
违反规定，具有上述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可并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装、拆除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对单位可并处以3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并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一条 禁止擅自将自建供水管网系统及其水泵等附属供水设施，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连接。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可并处以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二条 未经城市消防部门和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改装、迁移或者动用、损坏消火栓、水鹤。消火栓、水鹤半径5米内禁止圈占、压埋。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对单位可并处以3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并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三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城市供热活动中有下列行为：
(一)损坏、拆除或者擅自改建管网、地沟、检查井，移动管支架；
(二)在供热管网、阀门井、检查井上进行建筑或者堆放物品；
(三)向管网沟内排放雨水、污水或者倾倒垃圾、残液；
(四)利用管网、管支架悬挂标牌，放置物品；
(五)在供热设备及附属设施附近，违反有关规定建设地上、地下建筑，以及挖坑、掘土、打桩、爆破等施工作业。
违反规定，具有上述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恢复原状，对单位并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章 环境保护管理
第六十四条 进行房屋拆除、建设施工或者从事其他产生扬尘污染的活动，应当采取有效扬尘防治措施，防止大气环境受到污染。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 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不得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六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市垃圾和其他废弃物。
违反规定的，可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七条 禁止夜间在居民区、文教区、疗养区进行妨碍居民休息的建筑施工作业，但遇有紧急情况，需要抢修、抢险作业的除外。
违反规定的，责令立即改正，并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章 建筑市场管理
第六十八条 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的，不得施工。
违反规定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并对建设单位处以工程合同价款1％以上2％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有违法所得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九条 凡进行新建、改建(含小区开发、旧区改造)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建设施工、修缮活动，应当按照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不得擅自占用场地施工。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建设单位5000元以下的罚款；施工单位超出占地范围的，处以施工单位50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的，责令停止施工。
第七十条 拆除、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施工工地应当按照规定围挡，并保护好树木及市政、公用、环境卫生设施。在施工中不得泥浆撒漏、污水外流。易于扬尘的物料应当采取覆盖措施，防止粉尘污染。建筑施工工地出入口处应当硬面化铺装，并设置车辆冲洗设施。禁止车辆带泥行驶。工程竣工后，应当及时将场地清理干净。
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一条 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设置临时卫生厕所和生活垃圾封闭收集设施，并及时清掏清运，保持清洁完好。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二条 在施工现场修建的各种施工暂设工程，应当用于本工程的施工需要，不得改变使用性质和转让，工程竣工后7日之内应当拆除。
违反规定的，责令限期拆除，并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章 其他规定
第七十三条 凡在本规定中涉及到恢复原状、强制拆除、强制执行及代执行的费用，均应当由责任人承担。
第七十四条 责任人的违法行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五条 当事人对区、开发区、一汽厂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或者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对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可以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十六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实行罚款决定与收缴罚款相分离的制度。除依法可以当场收缴的罚款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
对当场收缴的罚款，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及时、足额上缴国库，不得截留、坐支、私分。
第七十七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佩带执法标志，出示执法证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实施行政处罚。
第七十八条 拒绝、阻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七十九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八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