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部门规章之间规定不一致时应如何对待问题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部门规章之间规定不一致时应如何对待问题的复函
1991年10月16日，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新法行〔1991〕35号《关于国务院几个部、局制定的有关规章之间不一致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皮山县供销社不服皮山县税务局行政处罚一案，法院应适用当事人行为发生时生效的法律规范进行处理。从你院请示报告中所反映的该案的基本情况看，1988年3月至5月间皮山县供销社实施转移收购棉花的升溢款的行为时，生效的法律文件只有商业部（1986）商棉字第1号《关于棉花收购、加工盈亏问题的批复》。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1988〕价检字743号文件，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商业部、纺织部（1990）价检字250号文件，国家税务局国税发〔1990〕205号文件当时均未生效。因此，该案不存在国务院几个部、局制定的有关规章之间不一致的问题，请你院依照该案的具体情况自行处理。
此复
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国务院几个部、局制定的有关规章之间不一致的几个问题的请示 新法行〔1991〕35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区和田地区中级法院在审理皮山县供销社不服皮山县税务局行政处罚的案件中，涉及如何处理棉花收购过程中发生的升溢款的问题，国家税务局、商业部和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各自制定的规章对如何处理棉花升溢款的规定不一致，规章之间互相冲突，致使审理该案时不好参照适用。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案简要案情
1988年3至5月间，皮山县供销社在调拨1987年度棉花时，将1700余担棉花的升溢款计320000余元未记入棉花购销帐，而是用银行托收的方式将这笔款转移到供销社下属的土产公司、榨油厂和棉麻公司3个单位。1989年5月，皮山县进行财务、税务、物价大检查时，查出皮山县供销社隐瞒、转移的320000余元后，皮山县人民政府对该供销社进行了通报批评，并按违纪行为将该款作没收处理，上缴县财政。1989年7月，由和田地委纪检委牵头，地区6个有关部门组成工作组，对皮山县供销社隐瞒、转移320000余元的问题进行了查证，工作组认为供销社的这一行为属于偷税行为。同年8月，皮山县税务局按地区工作组的通知及地区税务局的批示，对皮山县供销社作出补交应纳税款178481．08元，罚款35696．22元的处罚决定。并对直接责任人员该供销社主任张应锁罚款500元，对会计股长何有来罚款250元。皮山县供销社不服税务行政处罚，依税法规定申请复议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期间，检察机关又根据地区工作组的意见将该案作为偷税案件立案侦查（至今尚无处理结果）。
另外，1990年12月，和田地区物价检查所对该地区6县1市的9个棉花经营单位1988年度收购棉花过程中发生的升溢款90万余元，根据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1988）价检字743号文件和《价格管理条例》的规定，予以没收，上缴地区财政。策勒、洛浦等县税务局对物价检查所的决定提出异议，认为对棉花升溢款的处理应执行国家税务局国税发（1990）205号文件，数家棉花经营单位也要求执行国家税务局的文件，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上述案件涉及的有关规章的内容
上述两类案件的实质是对棉花收购过程中发生的升溢款如何处理的问题，对此，税收法规和物价法规均未作具体规定，而税收规章和物价规章对此问题却各自作了不同的规定，相互冲突。
对棉花升溢款如何处理的问题，作出有关规定的规章有：国家税务局国税发（1990）205号文件；商业部（1986）商棉字第1号批复；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1988）价检字743号文件和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商业部、纺织部（1990）价检字250号文件。其主要内容是：
商业部（86）商棉字第1号给河北省供销合作联合社的批复中规定：“对基层检验环节的技术考核，按收购棉花的总金额计算，盈亏相抵后净盈或净亏不能超过0．3％。在规定幅度以内的，视为执行价格政策正常。凡有帐可查、有户可找的升溢部分应退还给棉农，亏损部分也应向棉农收回。升溢部分超过3‰无法退还的部分要挂帐，留待下年抵补亏损用。如果下一年度仍有升溢，应将上年的升溢报告当地政府，作为供销社用于棉花生产的支农资金，不能挪作他用”。
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1988）价检字743号文件规定：“按收购棉花总金额计算，盈亏相抵后，净盈或净亏的幅度最高不超过5‰。超过允差幅度的净盈金额，应退还给棉农”。“无法退还农民或用户的非法所得，统一由物价检查机构收缴国库”。
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商业部、纺织部（1990）价检字250号文件规定：“经济盈亏：按收购棉花总金额计算，盈亏相抵后，净盈或净亏的幅度最高不超过3‰。超过以上幅度的，视为抬级、抬秤或压级、压秤收购”。“对压级、压价收购的，应责令其将非法所得退还给棉农，并按国家物价局《关于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第六条、第七条进行处罚。”“无法退还农民、经营单位或用户的非法所得，统一由物价检查机构收缴国库。”
国家税务局国税发（1990）205号文件规定：“对直接从事棉花收购工作的基层收棉站，其棉花收购的溢余收入，如有帐可查有户可找的，应在纳税年度内及时地退还给棉农。在退还棉农之前，应通过帐户如实核算，待退还后再行调帐。如果有些基层收棉站的棉花收购的溢余收入，无法退还给棉农或不退还给棉农的，应全部并入企业的利润照章纳税”，“对县及县以上棉麻企业取得的棉花溢余收入，应全部并入企业利润照章纳税”。
三、规章之间规定不一致的主要问题
（一）对棉花升溢款处理的原则和方法不同
商业部的批复对棉花升溢款只规定应退还给棉农，无法退还的部分要挂帐，留待下年抵补亏损使用，既未规定升溢款应并入企业利润照章纳税，也未规定应作为非法所得收缴国库；国家物价局1988年的规章把棉花经营单位的盈利额限制在5‰以下（1990年的规章为3‰以下），超过部分应退还棉农，无法退还的则视为非法所得，由物价检查机构收缴国库；而国家税务局的规章则规定基层收棉站的棉花收购的溢余收入，无法退还给棉农的，可全部并入企业利润照章纳税，对县及县以上棉麻企业的棉花溢余收入，可全部并入企业利润照章纳税，这实际上把这部分溢余收入变成了企业的合法收入，除纳税外，剩余部分可归企业所有。同样是棉花溢余收入，物价规章规定为非法所得，而税收规章规定可并入企业利润除纳税外，归企业所有，物价规章与税收规章关于对棉花升溢款的处理原则和方法的规定是相互矛盾的。
（二）对棉花经营企业的分类与政策不同
商业部的批复和国家物价局的规章对棉花经营企业未进行分类，其政策是统一的，而税务局的规章则把棉花经营企业分为两类，实行不同的政策；一类是基层收棉站，收购棉花的溢余款可退还棉农，无法退还的可并入企业利润照章纳税；另一类是县以上棉麻企业，棉花溢余收入可全部并入企业利润照章纳税。我区大部分地区是由县棉麻公司直接经营的，基层收棉站仅行使代购职能，无棉花经营权，所以税收规章的这一规定与我区实际情况不符。
（三）税收规章与物价规章实施后的社会效果不同
棉花经营企业都愿意执行税收规章，因为除纳税外，其棉花收购溢余收入的剩余部分可归企业所有，变为合法收入；棉花经营企业不愿意执行物价规章，因为该规章规定无法退还给棉农的溢余收入为非法所得，要由物价检查机构收缴国库。
四、关于规章的效力问题
商业部1986年的批复在1988年度内是否仍然有效，如果有效，对棉花升溢款的处理是应适用商业部的批复精神，还是应适用国家物价局、国家技术监督局的（1988）价检字743号文件的规定？国家税务局1990年的规定对1988年发生并已作出行政处理的棉花收购升溢款的处理是否具有溯及力？
由于国家税务局的规章和国家物价局的规章对棉花收购中发生的升溢款的处理原则和方法的规定相互矛盾，这就给因棉花升溢款而形成的税务行政案件和物价行政案件的审理增加了困难，在审理这两类案件中无法参照适用有关规章，而有关法规对此问题又未作具体规定，所以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述问题给予解答或依法送请国务院裁决，以作出统一的规定。
以上请示请批复。
1991年8月19日
不作为犯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李俊杰
不作为犯在实践中出现的频率虽然较低，但司法实务界对不作为犯认定上的许多分歧却始终存在。尤其在不作为犯中的作为义务、不作为与作为行为的等价性、不作为的因果关系等问题上，实践中有许多不明确之处，需要仔细辨识。这里主要讨论作为义务根据、不作为与作为的等价性两个问题，而它们都与不作为犯的定罪直接相关。
一、不作为犯中实质的作为义务根据
中国刑法学中的通说认为，作为义务的根据是法律的规定、职务和业务的要求、先行行为、契约等法律行为的要求四种，这是从形式上对不作为犯的行为义务来源作评价，可以称为“形式的四分说”。原则上，能说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按照这一标准认定不作为犯，一般也不会出现犯罪范围过广的危险，对于维系刑法和首先的分界线，确保只将受道德谴责的范围中极其有限的部分确诊为犯罪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完全按照通说来认定不作为犯，在实践中不一定行得通。换言之，理论上对作为根据主要从形式上进行判断，但在实践中，有时坚持实质的判断标准。在理论上对行为人有无作为义务按“形式的四分说”可能有激烈争论，但是，实践中可能对这些争议不予理会，按照实质的标准直接认定行为人有作为义务。
例1，丈夫与妻子发生激烈口角之争，在妻子言明要上吊自杀时，丈夫完全不予理会，关上门离去，妻子果真上吊自杀。法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丈夫有期徒刑四年。
例2，昔日的男女变人中的男方不愿再维系恋爱关系，女方为此携带毒药去男方住处，声明如果男方与其断交，就死在男方处。但是，其男友完全不为其所劝，女友见恢复恋爱关系无望即决意自杀，男方关上门离去，女方最终死亡。法院仍然以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判处男方有期徒刑六年。
对这样的判决，有一些学者觉得是不可接受的，认为法院的司法活动有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嫌疑，是人为地扩大了成立犯罪的范围。
上述两例，如果按照“形式的四分说”的见解，作为被告人的丈夫、恋人中的男方都很难说有作为义务。根据婚姻家庭法的要求，夫妻之间有互相扶助的义务，但是这种义务应当限于物质上的共享和精神上的抚慰。而民事上的相互扶助义务是否就直接意味着丈夫在发现妻子处于危境时就必须给予救助，仍然是很有争议的问题。至于案例2中男友发现女方意欲自杀时，是否就有刑法上的保护义务，也并非不言自明的问题。
应该说，对例2中的被告人定罪，比较牵强；而对例1中被告人行为，如果不进行处理，并不符合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但是，要确定行为人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又存在合理解释作为义务的来源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已经突破了“形式的四分说”的约束，而形成了对作为义务的“实质”解释思路，即从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内部秩序出发，将结果防止的法义务视为从刑法的保护义务中演绎出来的东西。作为义务根据的实质判断主要考虑：（1）合法权益是否存在现实的危险或者不作为行为人自己的先行行为是否创造了危险？（2）是否因为与被害者之间存在特殊关系而被社会期待履行保护义务？（3）行为人的不作为对结果的发生是否具有绝对的支配作用，换言之，在当时的情境下，是否存在其他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同时考虑这三点的作为义务根据学说，可以称为“实质的义务根据说”
对作为义务发生根据的实质解说，阐明了司法实务上惩罚不作为犯的实质根据，使得司法活动的结论具有相对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法院对例1的判决原则上是有道理的。
不过，对“实质的义务根据说”，可能还要进一步加以限定，否则不作为犯成立的范围可能还是会过于扩大，道德和法律的界限就会被混淆。
例3，房主发现破门而入的四处流浪者体弱多病时仍不予理会，该人最终死亡。即使房主与死者完全不认识，按上述的实质说，或者一些司法人员的思维定势—有人死亡，就需要其他人对此事件负责，就可能得出房主不作为故意杀人的结论。
例4，饭馆老板发现有顾客在店内发生口角，后来一方故意使用程度很高的暴力伤害他人时，不予阻止，也不及时向警察报告，最后被害人受重伤。按照实质说，也会得出店主有刑法上的作为义务的结论似乎可以认定其成立故意伤害罪的帮助犯。
但是，无论对例3还是例4，确认行为人有作为义务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所以，综合考虑“形式的四分说”和目前流行于司法实践中的“实质的义务根据说”，并加以适度析中的立场可能是更为合理的。即就作为义务的根据而言，原则上以形式的法义务是否存在加以判断，但是在以形式说处理案件明显不合理时，考虑实质说的立场。
那么，遵循这一思路对通说重新加以整合、改造就是有必要的，对此，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学者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例如，有的日本学者就指出，按传统的“形式说”，作为义务可分为依法律、法规产生的义务，职务和业务上要求的义务，先行行为导致的义务和由法律行为产生的义务，如果适当考虑实质说“的主张，作为义务整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合法权益保护刑义务和危险源管理监督刑义务。前者包括贪污律规范的法益保护义务、当事人有合意的保护义务、机能的法益保护义务；后者包括危险物品或设备的管理义务、人的危险行为的监督义务等。在对这些义务类型作判断时主要应考虑：不作为者是否对他人的生命、身体、财产有排他的、实质的支配。根据这种观点，下列三种情况都应该成立不作为犯罪。
例5，捡拾婴儿回家后，因故拒绝为其提供食物，婴儿因饥饿死亡。捡拾者可以成立故意杀人罪。
例6，与交通肇事行为无关的甲，发现被害人乙因交通事故身受重伤，躺在血泊中，即将乙抱上自己的汽车，准备送到医院。但是，途中又改变主意，将被害人抛弃，致其得不到他救助而死亡。甲成立故意杀人罪。
例7，出租车司机见酒后上车打入冷宫沉睡，不可能辩明意欲前往的方向即将其抱下车，置于偏僻的路边，致醉酒者冻死的，也可以成立故意杀人罪。
二、不作为犯的定罪
实施不作为行为的人，究竟应该如何定罪，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例8，警察因职务上的要求，有制止违法犯罪活动、救助被害人的义务。某警察发现罪犯正在疯狂杀害妻子，在履行救助义务具有容易性、可能性的场合，拒不履行保护、救助义务，最后被害人死亡的，是否只成立玩忽职守罪，而绝对不可能成立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还值得讨论。
例9，交通肇事者能够救助被害人，但是却驾车扬长而去，被害人最后因流血多而死亡的，肇事者是否在交通肇事罪之外还另外成立故意杀人罪？本案按照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似乎都不成问题，但是，理论上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息过，所以，也还有讨论的必要。
例10，消防队员接到救火报告后，基于泄愤报复等恶意明确拒绝前往火灾现场，导致重大人身、财产损害的，是否成立不作为的放火罪？
上述问题的妥善处理都同不作为与作为的等价性（同价值性）这一问题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只有（不纯正的）不作为行为在法律上与符合构成要件的作为具有相同的价值，我们才能将违反作为义务的不作为认定为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那么，相当于“杀人”不作为需要具有与积极的打击他人头部、刺杀他人心脏杀人等作为同等的犯罪性。
为了使违反作为义务的不作为具有能够具备与作为同等看待的实行行为性，就必须考虑不作为的具体情况。
在例8中，警察的行为原则上成立玩忽职守罪。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其拒不履行救助、保护义务的不作为行为，也可能与作为的故意杀人行为具有等价值性。此时，应当主要考虑现场的情况和警察的犯罪心态。如果其系现场惟五能够救助、保护被害人的人，其履行救助义务也比较容易，但是其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的故意心态极其明显，对该警察可以考虑定故意杀人罪，而不认定其玩忽职守。
在例9中，在交通肇事导致被害人重伤的场合肇事者存在基于先行行为的救助义务，此时，驾车人逃离现场，认为被害人死亡或者不死亡都无所谓的，主观上存在杀人的间接故意，但这种逃逸、不保护的不作为是否就相当于作为的杀人罪的实行行为，还值得讨论。
肇事者只有弃而不管的行为，原则上被害人得到第三者救助的可能性往往很大，肇事者的不作为对法益分割结果的排他性支配并不存在；此外，故意杀人罪是重罪，其成立要求有强度很高的违法行为。而要使不作为的杀人与作为的杀人有同价值性，单纯对交通肇事的被害人放置不管还不够，将被害人移往他人难于发现的场所或者将其带离现场后抛弃，或者将被害人抱上自己的汽车后拒不送到医院，在大街上驾车兜圈子导致被害人死在车中，使被害人被救助不可能或者显著困难的，才属于对被害人的生命有绝对的支配，不作为杀人行为与作为的杀人才具有等同的价值性。交通肇事后单纯地逃逸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原则上以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处理即可。
不过，被害人受伤后流血不止，若不立即送往医院救治很快就会死亡；被害人受伤后躺在人迹罕至的山路上；交通肇事发生在深夜或者在寒冷的冬季等，肇事者对被害人放置不管的行为，本身就包含着对被害人生命的现实危险性。所以，单纯地对被害人放置不管也可能与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在犯罪性上具有等价性。
在例10中，消防队员拒不履行救火义务的行为，属于玩忽职守的行为，乃是纯正的不作为行为，未援助的结果，即使导致财物被完全烧毁，也不直接发生不作为放火的作为义务。对此，理论上可以解释为：纯正不作为的作为义务，不能直接成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此外，在火灾发生之际，火灾的消除既取决于消防队员的努力，但更受制于先前火势的大小。消防队员前往现场，并不绝对地就能扑灭火焰，其明确拒绝救火的行为，很难说对结果有实质的、排他的支配。所以，消除队员拒绝救火的行为，与不作为的放火并不具有等价性。无论其拒绝救助的行为主观恶性多重，都不应当构成不作为的放火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