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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法制宣传教育在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

福建省大田县司法局文江司法所 廖明绩

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指群众性矛盾纠纷事件，它的参加人数少则十几人，多则成百上千人，这类事件具有很强的对抗性和社会复杂性，如果处理不当则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因此，根据我县实际情况和本人的亲身经历，就如何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谈几点个人体会。
一、准确把握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性质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管理体制，利益关系和活动领域等都处在深刻的变化之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原有模式逐渐被打破，利益冲突普遍，社会矛盾增多，极易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我县群体性事件综合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参与人数多。群体性事件所涉及的已不仅仅是个人利益而往往会涉及群体性利益。如矿产开发、拖欠工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企业因重组、改制、破产引起工人下岗等重大问题。一旦处理不仅当极易产生群体性事件。近年来，从我县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看，规模较大，几十人、上百人甚至数百人的群体性事件也曾发生过，参加者有农民、下岗职工等。
二是对抗性大。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群体性事件是干群关系处理不当和政府及相关部门没有依法办事产生的，加上一些合理的要求长期得不到解决，群众对立情绪大。过去一些上访的群众大多情绪比较克制，多数只在本单位、本地方反映情况等，现在多是集体上访，越级上访，不少上访者认为找单位不如找政府，找政府不如堵公路，意在把矛盾推向社会，扩大事态，以引起高层关注。
三是发展的趋势更加复杂。近年来一些群体性事件出现组织化倾向，跨地区、跨行业的群体性事件呈增长趋势，多数群体性事件背后都有组织者、策划者，甚至有个别组织者、策划者利用群众的对抗心理，煽风点火，造谣中伤，意在扩大事态，造成社会混乱，要挟党委政府放弃原则就范，以达到他们混水摸鱼的目的。
对于群体性事件如何定性，不同的认识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基层党政领导认为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是一些“刁民”，对他们应当采取强硬措施，所以，在处理这些群体性事件时，往往动用警力抓人，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严重损害了党委政府的形象，这是由于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认识不清，从而产生处理不当而引发不良后果。我们认为，当前很多群体性事件虽然表现出很强的对抗性，但是，从根本上讲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理由是：第一，从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具体事件看，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因为个别基层党政领导决策失误造成众多群众的直接利益受损；二是有些党政领导没有依法办事，侵害了群众的利益；三是有些党政领导工作不负责任，官僚主义严重、推诿扯皮，不做具体扎实的工作，引起矛盾愈来愈尖锐，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第二，几乎所有的群体性事件都只是为了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即使个别有人背后组织，煽动的群体性事件，众多的参加者也是在不明真象的情况下，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而参加的，而不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当然只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就不能采取专政的手段，即使是有人组织的群体性事件，只可对背后的组织者给予法律制裁，而不应对广大群众采用强制性手段。总之，对群体性事件一般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
二、法制宣传教育是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
预防和处理群体性纠纷，有多种途径，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发展经济，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是减少群体性事件的治标之本；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坚持依法行政是减少群体性纠纷的重要途径；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是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我县各地也采取了一些正确有效的方法：如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说明教育的方法等等。但从工作的实践看，在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中法制宣传教育手段发挥着其他手段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从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角度看，法制宣传教育手段是一种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它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对立情绪，而且有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减少出现反复的后遗症。思想政治工作，历来是我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胜利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战胜任何艰难险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主要经验和优良传统之一，运用法制宣传教育手段来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是我们党在新时期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的又一体现。它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虽然形式上“软”，但比起动用警力来效果要好。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不仅规范着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也调节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且较其他规范更具有权威性、公正性和强制性。在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将法律知识寓教于宣传教育之中，可以依照法律找出每个参与者行为的合法性和违法性，发现每个参与者的合理要求和无理要求，合法、合理的要求应予尽力解决；违法，无理的要求通过对照法律一目了然，使群众口服心服。同时运用法制宣传教育手段解决群体性事件时也可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知识，纠正不依法行政、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使矛盾逐步化解，事态尽快平息。
（二）从预防群体性事件的角度看，法制宣传教育是依法治国的具体化，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提高党政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和人民群众依法维护合法权利能力，是一种治本方法。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看，大多源于一些党政机关和职能部门个别工作人员处理问题不当或不能依法办事，许多群众法律知识不强，一但发生矛盾，极易引发群体冲突。所以，法制宣传教育是治本之策。通过法制宣传教育，一是增强广大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二是提高广大群众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认识；三是使广大群众明白依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有了这三条，就可以从根本上防止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通过法制宣传教育，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告诉群众，把公民的权利义务告诉群众，把即将办的事情告诉群众，通过法制宣传教育，说服群众，认清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不因眼前的，局部的利益损害整体利益，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增强了群众的法律意识，提高了群众分清是非的能力，这样就能使群体性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即使发生了群体性事件，也能在平定后不再复发。
三、如何发挥法制宣传教育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最佳效果
使用法制宣传教育这一方法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时，我们认为，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才能产生最佳效果。
（一）要运用好法制宣传教育手段，基层党政领导干部要首先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提高了，才能有效运用法制宣传教育这一重要手段，在处理干群等矛盾中，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始终占据主动地位。
（二）用法制宣传教育手段应当注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民意、民忧，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通过违法形式表现的合理要求，这就要求基层党政领导干部为了预防和圆满解决群体性事件，要以高度的责任心，满腔热情地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及时掌握群众在做什么，想什么，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怨气。掌握群众的情绪，群众的态度，群众的希望与要求等等。这样才能找到矛盾激化的结症，对症下药，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帮助群众克服暂时的困难。
（三）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法制宣传教育手段要与其他手段结合运用，虽然法制宣传教育手段能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法制宣传教育不是包治一切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它需要同其他社会管理手段结合起来，灵活运用。在平时矛盾没有达到激化状态时应注意法制宣传的教育作用，使广大群众懂得怎样遵守国家法律、怎样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尽量将事态消灭在萌芽状态，在矛盾已经激发、群体性事件已经发生时，就必须充分发挥各种手段紧密结合的措施，“软”手段和“硬”手段结合运用，一方面，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单靠行政命令和强制力是行不通的，只能依靠“软手段”，进行深入细致的法制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对极少数严重违法者，只开展宣传教育也是难以奏效的，必须依法采取“硬手段”，坚决打掉其嚣张气焰，以教育广大群众，收到平息群体性事件好的效果。
当然，要从根本上减少和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更应当依靠平时的法制宣传教育，只有群众知理懂法了，才会通过正常渠道反映问题，解决问题，不采用过激手段，不采用违法方式，扩大事态。　　　　　　　　　　　　　　　　　


顾永忠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我国立法机关正在进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准备工作，并将于今年10月完成法律修订程序。围绕这次修改，司法界、理论界都在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据了解，这次修改将采用修订案的方式，由此决定了修改的内容不可能太多，应当重点突出，先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及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程序应当是这次修法的当务之急。为此，撰写本文，以公正、效率、资源、案件的互动关系为视角展开分析、论证。

　 一、刑事司法制度中公正、效率、资源、案件的互动关系分析

　 任何一个国家在构建自己的司法制度时，都将面对并力求解决好公正、效率、资源、案件这样几个既彼此独立又密切联系的基本问题和相互关系。

　 公正是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生命线。从立法的角度考虑司法公正问题，所面对的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具体的个案，而是已经发生和将要继续发生的所有刑事案件的整体。这就需要我们从宏观背景和全局视野分析和思考问题。

　 公正不是抽象的，而应当是“看得见的”，理论界将其划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并从诸多方面论证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具体的含义，且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诸如要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程序要公开、透明等。但是，公正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它的内涵及其实现依赖于多方面的因素和条件。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因素，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的客观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正属于历史和社会的范畴，具有阶段性和层次性。正因为如此，即使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提出的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也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

　 从具体内容看，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公正与效率都属于主观因素，是立法者主观愿望追求的产物，并且二者是一种密切相关、此消彼涨的关系，即司法公正的程度越高，司法效率就越低，反之司法效率则越高。[1]从诉讼价值上看，公正与效率不在同一层次上，公正优于并且高于效率。只能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追求效率，而不能为了追求效率而牺牲公正。但是，如果从现实出发看待二者的关系，并非在所有的案件中解决公正都是第一位的。在司法实践中，或由于案件本身的因素，或由于当事人的主观需求，有些案件效率问题比公正问题更为突出更为迫切。因此，我们不能僵化地一成不变地看待和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从客观条件看，司法资源和刑事案件的状况如何对于公正的实现程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既定的司法资源下，刑事案件的数量越少，公正的实现程度就越高，反之，公正的实现程度则越低。反过来说，对公正的期望程度越高，要求投入的司法资源则越多。但是无论在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投入的司法资源总是有限的，刑事案件的数量却是难以控制、减少的，甚至呈现为不断增长的势头。在此情形下，要使所有案件获得同样的公正“待遇”，那只能是平均主义地配置资源，其结果必然是每个案件获得的资源投入十分有限。这样从外表看起来，对每个案件都是“公正的”，获得的司法资源同样多，实现的公正程度一样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不公正的。因为刑事案件在“质”的方面是千差万别的。仅从大的方面来看，有犯罪性质的不同，诸如严重犯罪与轻微犯罪之别；又有被告人经历的不同，诸如累犯、惯犯与偶犯、初犯之别；还有被告人认罪态度的不同，诸如否定指控、拒不认罪与主动投案自首、如实坦白认罪之别；再有控方掌握的证据状况不同，诸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之别，如此等等。这就意味着每个案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以致公正、效率程度的要求其实是很不同的，只有按照案件的不同情况配置司法资源，设置并适用公正、效率程度不同的诉讼程序，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的整体公正与效率。

　 总之，在司法资源难以大量投入，刑事案件却在数量上难以减少甚至不断增加、在质量上又千差万别的现实面前，我们必须优化资源配置，调节诉讼效率，对于那些需要公正程度高的案件，我们宁可投入的司法资源多一些，程序的设置复杂一些，诉讼效率调低一些；对于那些需要公正程度低的案件，投入的司法资源则可以少一些，程序的设置也可以简单一些，诉讼效率则可以调高一些。考察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莫不如此。在日本，既有传统的快速处理轻微刑事案件、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简易公审程序，又有近年来推行改革而出台的更加快速、适用范围更广的即决审判程序和主要适用于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案件的由3名职业法官和6名裁判员组成的混合审判制度。在法国，既有适用违警罪的简易审判程序，又有针对轻罪案件的较为严格的审判程序，还有更为复杂的由审判长、陪审官以及陪审团共同审理的重罪案件审判程序。英美国家更是如此，既有由一名法官（甚至是非职业法官）一日内可审理若干个案件的快速、简易审判程序，又有由职业法官和陪审团共同审理、往往旷日持久的陪审团审判程序。不仅传统的西方法治国家如此，而且近年来刚刚从经济困境中走出来的俄罗斯也走上了繁简分流的刑事司法改革之路，一方面建立了程序较为简捷的被告人认罪的特别程序、和解法官审理案件的程序，另一方面又新增了由一名法官和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审判制度。各国不仅在审判程序上如此，而且在审判前的程序上，也建立了各种过滤、筛选机制，采用不同方式减少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还将是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国家难以在刑事司法领域投入太多的资源。同时，由于处在社会剧变的转型期，刑事案件的发案率居高不下，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数量也是有增无减。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到2005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从1986068件发展到4648401件，增长了134％；同期被逮捕的人数从598101人上升到876419人，增加了46．53％，法院审判的公诉案件的被告人也由584763人增长到981009人，增加了67．76％，与此同时，司法资源的投入有的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例如全国检察机关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1998年为211319人，2004年却减少到197025人。有的虽然有所增长，但与刑事案件的增长并不能同步，甚至实际上还在减少。例如全国律师人数1998年为51008人，2005年发展到114471人，增加了一倍多，但公诉案件的刑事辩护率则从1998年的50．7％下降到2005年的35．8％。[2]

　 在刑事案件急剧增加，司法资源的投入增涨有限甚至有所减少的情形下，全社会对司法公正和效率的热切呼声却空前高涨，这从近年来社会公众对杜培武、佘祥林、刘涌、胥敬祥、邱兴华等一批重大案件的关注程度和普遍诉求足可以得到说明。广大群众不仅要求司法公正，而且要求司法效率；不仅要求实体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不仅要求个案公正，而且要求整体公正。毋庸讳言，在当今中国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效率的强烈诉求与不尽理想的司法现实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从中央到地方，从立法界、司法界到理论界，各方面都在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提出并推行各种改革、完善措施。但是，在笔者看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刑事案件的大幅下降、司法人员的大幅增加、刑事辩护率的大幅提高都是难以做到的。我们必须从现行司法制度、现行司法程序的整体构造上寻找突破口，构建可对刑事案件进行繁简、难易分流的程序机制，以推动司法公正的实现和司法效率的提高。因此，笔者认为，针对我国现存的问题和条件，借鉴、吸收别国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构建中国式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程序不失为重要的突破口。

　 二、在我国现行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应当说，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于审查起诉的法律定位是正确的，其确立的包括三种类型的不起诉制度，在理论上有充分的依据，在实践上也是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作法。但是，近10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立法上确立的不起诉制度在司法活动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比例非常低。据有关方面统计，1997年不起诉人数占审查起诉案件总人数的4．2％，1998年则是2．5％。[3]其后若干年来一直都在2—3％之间徘徊。[4]

　 我国不起诉比例如此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思想观念原因，相当一些检察人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设立不起诉制度的立法意图理解不够深远。此外还有制度本身的原因。现行刑诉法规定的三种不起诉中，只有法定不起诉属于当然不应该起诉的类型，而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都属于裁量不起诉的范畴。这就使不少人特别是上级检察机关和各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层担心不起诉决定的裁量权如果不加严格控制，可能会被滥用，损害司法公正。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检察机关都把不起诉案件的比例控制在3％以内。

　 影响不起诉案件比例非常低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不少人认为我国的犯罪概念和范围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别，凡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犯罪案件都是比较严重的，不同于国外大量刑事犯罪案件实际上属于我国的一般违法案件，因此对它们可以做不起诉的处理。笔者并不否认中外犯罪概念的差别以及由此可能导致我国不起诉案件的数量比较少。但是，是不是只有3％左右的案件才可以作不起诉处理，而97％左右的案件都必须起诉到法院审判？ 笔者对此不能认同。事实上，从我国近年来审判过的案件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采取不起诉处理的，它们包括经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判处拘役、管制的案件、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单处附加刑的案件以及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2—2005年问，每年生效判决宣告无罪、判处免刑、拘役、缓刑、管制、单处附加刑及未成年被告人的人数占到当年生效判决所涉被告人总数的比例在35．52％—45．15％之间，这一事实表明在审查起诉阶段扩大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是有很大空间的。如果在审查起诉中对这些被告人中的哪怕一半人即17．76％—22．58％作不起诉处理，而不起诉到法院进行审判，这对于促进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减轻法院和检察院的负担都将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现行不起诉制度是一次定“终身”，一旦做出不起诉决定，对被不起诉人缺乏制约、监督机制，具有很大的风险。为此需要我们在现行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既能充分展现不起诉制度的优越性，又能把不起诉制度的风险、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的附条件的不起诉制度。在这方面德、日等国的成熟经验和我国一些基层检察机关的探索尝试都是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和吸收、借鉴的。

　 德国刑事诉讼立法在起诉问题上奉行的是起诉法定主义为原则，起诉裁量主义为例外的作法，但司法实践的现实情况却是相反，起诉是例外，不起诉或作其他替代性处理则成为原则。据统计，从1981年到1996年期问，提起公诉案件的比例一直比较低，起诉率最高的1982年是19％，起诉率最低的1996年是12．3％，其余案件均作了不起诉的处理，包括撤销案件、申请处罚令、无条件不起诉等，附条件的不起诉也是其中的一种处理方式，比例一直在6％上下浮动。[5]所谓附条件的不起诉也称暂缓起诉，是指对于本来应该起诉的轻罪被告人，在其本人同意的情形下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一定义务，而暂时不予起诉。被告人如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了所要求的义务，对其行为不再作为犯罪起诉追究，否则，将仍作为犯罪起诉追究[6]。此外，德国各州对青少年案件的不起诉率比较高，而且呈不断上升趋势，从1985年平均为25％上升到1992年的近50％。[7]

　 日本除了对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不予起诉外，在其刑事诉讼法上还确立了“起诉便宜主义”原则，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在司法实践中这两种不起诉处理方式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案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日本检察机关的不起诉率为43％，2003年为35．6％，其中因不具备起诉条件而不起诉的占1．90％，其余33．7％则属于裁量不起诉或犹豫不起诉。[8]而对于其中的犹豫不起诉案件在诉讼理论和法律上都可以理解为，只要还在追诉时效期间内，对其可以再次起诉[9]。当然在实践中作出不起诉处理后再起诉的情况几乎没有。正因为如此，日本著名刑诉法教授，法务省顾问松尾浩也先生称此种不起诉为缓期起诉，指出进入昭和时期以来缓期起诉处分得到了更多的使用，并且被有意识地作为有效地防止再犯的手段加以使用。[10]

　 我国有些基层检察机关包括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等，在近几年探索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也重点研究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有的地方称为“暂缓不起诉制度”），有的还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尝试。这些研究和尝试成果都表明，在我国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仅大有必要，而且具有广泛的可行性基础。

　 基于以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我国现有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其要点是：

　 1．附条件不起诉的对象及适用条件：可以设定为依照刑法规定可能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其他可适用缓刑以及可免予刑事处罚并具有下列情形的案件：①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的；②犯罪嫌疑人年满70岁以上的；③有自首、立功情节或真诚认罪悔罪的；④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⑤积极赔偿受破坏的公共财产或恢复受损害的公共利益的。

　 上述案件都是犯罪性质不严重，刑罚后果不严厉，人身危险性又很小的案件。对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处理，不仅完全可以达到经过审判希望达到的法律效果，而且会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其一，由于可免除后续审判，使犯罪嫌疑人保全了做人的“面子”，对他们日后改过自新有极大的鼓励、促进作用；其二，由于可免除后续审判，可促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和解，恢复、挽回因犯罪受到破坏、损害的公共利益，实现恢复性司法；其三，由于可免除对这部分案件的后续审判，将大量节约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出，转而将更多的司法资源投入到那些确需审判的案件中，使这些案件得到确实公正的审理和裁判；其四，由于不起诉，犯罪嫌疑人可提前获释，不仅节约看守所的羁押成本，更重要的是使犯罪嫌疑人提早回归社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