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厦门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操作细则》的通知
福建省厦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关于印发《厦门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操作细则》的通知
厦公交警〔2010〕4号
各相关单位：
根据《厦门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第四十条规定授权，现将《厦门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操作细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厦门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操作细则
厦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二0一0年一月十九日
厦门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操作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依法对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进行救助，根据《厦门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制定本操作细则。
第二条 在本市道路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符合《办法》规定救助条件的，可以依照本操作细则的规定向厦门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基金办）申请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救助。
第二章 救助基金的筹集
第三条 在本市内经营交强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应当按照规定的比例，于每季度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救助基金账户缴纳所应承担的金额，基金办应当出具收款收据。对未及时、足额缴交的保险公司，由厦门保险监管机构督促其补缴。
第四条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年度汇总未投保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缴入国库的罚款，由市财政局及时足额划拨至救助基金账户。
第五条 在保险公司按规定比例足额缴交交强险保险费提取资金后，市财政补助资金应及时缴入救助基金账户。
第六条 救助基金应当专款专用，并按照有关财务规定进行核算管理，年终结余全额结转下一年度使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七条 救助基金当年年终不足的，由基金办提出意见报市财政部门审核后，由市财政给予适当补贴。
救助基金出现严重不足时，应在符合国家及省有关规定的前提下，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会商市财政部门、厦门保险监管机构就下一年度从交强险保费中提取救助基金的比例提出调整意见，经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实施。
第三章 救助基金的垫付
第八条 发生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查明事故车辆投保交强险的情况。必要时，可根据现场勘查和初步调查的情况，建议当事人预付部分或全部抢救费用。当事人预付费用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记录。
发生符合《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基金办。其中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的，由医疗机构、当事人或近亲属通知承办交警大队，承办交警大队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基金办。
承办交警大队可以使用传真方式书面通知基金办。基金办研究同意后通知承办交警大队。
承办交警大队书面通知救助基金垫付抢救费用后，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将通知书复印件送达受害人及医疗机构。
第九条 符合救助情形的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可以依照《办法》和本操作细则的规定向基金办申请救助；受害人因伤亡无法申请的，可以由其近亲属或医疗机构提出救助申请。
受害人身份无法确定的，经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承办交警大队出具相应证明后，由医疗机构或者殡葬服务机构提出垫付申请。
一次性困难救助应由受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提出申请。
第十条 申请救助基金垫付抢救费用的，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按规定格式填写的申请表格；
（二）受害人的身份证明或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身份无法确认的证明；
（三）受害人及其近亲属或医疗机构提出垫付抢救费用申请时，应出具抢救费用证明材料，包括：费用发票原件（住院者为72小时阶段结算发票）、费用汇总清单、病历资料（门、急诊为病历复印件、住院为72小时抢救记录，均应加盖医疗机构印章）等；受害人及其近亲属提出申请的，医疗机构有义务协助其提供上述申请材料；
（四）承办交警大队通知救助基金垫付抢救费用的通知书复印件。
受害人近亲属提出申请的，还应当提供申请人身份证明、户籍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近亲属证明。
第十一条 申请救助基金垫付丧葬费用的，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按规定格式填写的申请表格；
（二）受害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或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身份无法确认的证明；
（三）受害人的死亡证明；
（四）尸体处理通知书。
受害人近亲属提出申请的，还应当提供申请人身份证明、户籍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近亲属证明。
第十二条 基金办对提交的垫付抢救费用、丧葬费用申请材料，应当进行初步审查。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补正。申请材料完整的，应当受理。
第十三条 基金办应当在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对垫付申请进行审核，符合救助条件的，制作同意垫付通知书并向申请人、相关的医疗机构或殡葬服务机构送达；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制作不予垫付通知书，说明不予垫付的理由，并向申请人、相关的医疗机构或殡葬服务机构送达。
第十四条 同意垫付抢救费用的，基金办应当在送达同意垫付通知书时，将受害人及其近亲属或医疗机构申请垫付时提供的相关医疗费用发票原件、费用汇总清单、病历资料（门、急诊为病历复印件、住院为72小时抢救记录，均应加盖医疗机构印章）等提交市社保中心审核，并通知医疗机构提供银行帐号；市社保中心在收到审核材料后参照本市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核定抢救费用，并5个工作日内报送基金办；基金办在扣除当事人预付和交强险赔付或垫付金额后，最终确定救助基金垫付的金额。费用清单在垫付申请时已经提供的，基金办应当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并完成抢救费用的审核并确定拟垫付的金额。
基金办确定拟垫付的金额时，不得按受害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比例减少垫付。
特殊情况下超过72小时的抢救费用，由医疗机构书面说明，经基金办审核通过，并报基金管委会审批后，可以垫付。
第十五条 基金办完成审核后，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将审核结果书面告知处理该道路交通事故的交警大队、申请人和医疗机构。申请人对救助数额有异议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向基金办提出复核要求，基金办可以转交基金垫付费用认定专家组复核，专家组及时提出意见报救助基金管委会审定。
第十六条 基金办会商财政、保监、卫生等部门提出专家库人员名单。每次专家组组成人员从专家库中分行业或专业随机抽取，与审核认定事项有利害关系的专家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回避。
第十七条 垫付抢救费用的金额核定后，基金办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将抢救费用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拨付到相关医疗机构账户。
第十八条 同意垫付丧葬费用的，基金办应当在送达同意垫付通知书时通知殡葬服务机构提供银行帐号和丧葬费用清单，在收到清单后3个工作日内核算拟垫付的丧葬费用并划拨至殡葬服务机构账户。
丧葬费用以殡葬机构按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收取的基本殡葬费用核算。垫付的丧葬费用不得超过按照厦门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6个月计算的总额。
基金办垫付丧葬费用后，应书面告知处理该道路交通事故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第十九条 抢救费、丧葬费垫付后，基金办应当制作垫付通知书送达申请人。
抢救费用、丧葬费用到账后，相关医疗机构、殡葬服务机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出具收款凭证。
第二十条 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交通事故的肇事者逃逸，且受害人及其家属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难以维持正常生活的，受害人或者近亲属可以申请一次性困难救助。
第二十一条 申请一次性困难救助的，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按规定格式填写的申请表格；
（二）受害人身份证明；
（三）户口簿等可以证明受害人有抚养责任的材料；
（四）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五）县级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做出的受害人或者其家属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丧失大部分劳动能力的鉴定结论；
（六）受害人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受害人为该家庭唯一生活来源，因该交通事故致使家庭难以维持正常生活的证明。
第二十二条 基金办收到一次性困难救助的申请材料后，应当指派工作人员进行核查，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下列情况做出处理：
（一）经初查符合一次性困难救助条件的，按照受害人户籍所在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拟定不超过一万元的救助金额，报请基金管委会研究同意后发放。
（二）对不符合一次性困难救助申请条件的，基金办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
第二十三条 经市基金管理委员会研究同意给予一次性困难救助的，基金办应当在做出同意给予救助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直接拨付申请人个人账户，不得以现金形式发放。
第四章 垫付费用的追偿
第二十四条 救助基金先行垫付丧葬费、抢救费用后，基金办有权依法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道路交通事故赔偿义务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受害人或者其继承人有义务协助追偿。
第二十五条 发生需要救助基金垫付的道路交通事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协助救助基金调查双方车辆、人员参加的保险情况，并及时将调查结果告知基金办。
基金办发出同意垫付通知书后，应函告相关的保险公司，并依法声明有关权利。
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有义务偿还救助基金垫付的费用时，保险公司在进行理赔时应优先向救助基金支付。
第二十六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进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时，应要求事故责任人直接偿还救助基金垫付的费用。
第二十七条 经救助基金垫付费用的道路交通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做出事故认定书后，应在3个工作日内送达基金办。基金办应根据认定书载明的责任情况，在10个工作日内依法向相关责任人发出追偿通知书，要求其直接向救助基金偿还垫付的费用，并明确偿还的期限、金额。
有多个责任人应对垫付的费用负有偿还责任的，基金办应根据其责任比例依法确定应偿还的金额。
相关责任人未偿还救助基金垫付费用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将责任人在该道路交通事故中涉及的车辆标注为道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限制其办理相关业务。
第二十八条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逾期不履行偿还义务的，由基金管委会依法采取相应法律措施，要求责任人偿还救助基金垫付的费用。
基金办可以在相关网站、新闻媒体上催告相关责任人履行偿还义务，并建立信用档案。
第二十九条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向救助基金偿还垫付费用的，应当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入救助基金指定的账户。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足额偿还救助基金垫付的费用后，相关部门应当及时取消对其采取的限制措施。
第三十条 对垫付时间超过两年而未追回的垫付费用，基金办应及时提出处理意见，报基金管委会研究同意后予以核销。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基金办应于每季度终了后15日内将上季度的救助基金收支报表报送救助基金管委会各成员单位，并于每年一月份向基金管委会报告上年度救助基金收支情况。
第三十二条 基金办应当主动接受市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并及时将审计结果报告基金管理委员会。
第三十三条 厦门保监局应当在每季度开始后15个工作日向基金办提供上季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承保数据及相关信息。
第三十四条 厦门保险监管机构应当每季度第一个月对上季度保险公司救助基金缴纳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检查结果应当通报基金办。
第三十五条 市卫生部门应当每年不定期对医疗机构依照规定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市民政部门应当每年不定期对殡葬服务机构依照规定标准进行殡葬服务进行监督检查。
市卫生部门、市民政部门应当将检查结果报送基金管理委员会。
第三十六条 市财政部门应当依法对救助基金的财务收支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七条 基金办在核定抢救费用或者丧葬费用中发现医疗机构或者殡葬服务机构有涉嫌违法规定行为的，应当及时通报市卫生部门或者市民政部门。市卫生部门或者市民政部门接到基金办通报后应当依法对相关医疗机构或者殡葬服务机构进行调查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发生在厦门辖区高速公路的符合救助情形的道路交通事故，按照福建省制定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操作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厦门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丧葬费用标准
2.厦门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申请表
3.厦门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一次性困难救助申请表
推进依法治理与维护法律权威
肖来青
依法治理是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形式，它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机关在行使国家管理职能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执法必公。但是，当前依法治理工作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仍然较为严重。本文以为，要突破当前依法治理工作面临的困境，必须在维护法律权威上下功夫。
（一）树立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
依法治理，法律处在具决定意义的中心地位。要促进全社会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就必须对影响法治观念形成的相关因素进行积极的改造和重塑。其一，是培养人们的守法意识。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守法精神的形成关键在人要有守法的愿望和动机，而这种愿望和动机又缘于人们对法的信仰，他说，“说这种动机基础是人格因素的一个部分，绝不等于说他是天生就有的。它不过是通过灌输（社会学家所谓的社会化）被固定在个性之中的东西，因此，它如果没有灌输这种社会性的相互作用过程便得不到产生，而且这种灌输如果没有社会的人们期待和要求，这种动机基础的价值观也不可能得到实现。它如果在社会中得不到某种程度的普及，近代法就不能在现实中形成社会秩序并维持社会秩序”。[1]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相同的见解，他说：“以法治国，就是要求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都绝对地服从法律权威”。他认为以法治国不仅要有法可依，而且更要做到人人自觉守法。可见，普遍的守法观念不仅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依法治理的起码要求。其二，正确的法律教育至关重要。知法是守法的前提，守法精神是通过教育和灌输形成的。但仅有法律的普及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要通过正确的法律教育树立起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这种守法的精神才能真正确立。因为，权利意识与法治观念的形成是密切联系的，权利是法的内核，没有对权利的要求，就产生不了对法的需求和渴望。权利意识的增强可以导致法治观念的生长，反之，法治观念的增长，也必将推动人们权利意识的扩张。因此，普法工作的关键不能囿于让人们知法，更重要地是在于培养人们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并用这种观念规范和制约各级党委政府的行政执法行为，促其依法办事。唯有如此，普法工作对培养法律至上的精神才是有效的。否则，再大的普法投入也将徒劳。在我国，为了让人们知法懂法，先后进行了一五、二五、三五普法工作，目前的四五普法又已启动，但为什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普法后，违法行政的现象仍然那么普遍呢？原因就在于此。推进依法治理工作，并非对现有法律的简单宣传，而应是对人们守法精神和法治文化的一种塑造过程。换言之，就是要致力于人们守法观念的形成和对法律的信仰，这也是普法的应有之义。其三，要严格依法办事。法律要真正深入人心，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期待。这就必须使法律真正成为规范人们权利义务的有力工具。即当人们的权利受到损害时，法律能够及时进行补救。因为这种补救功能的实现，必须以严格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为前提。公民对法律的信赖一方面决定于法律本身是否能够反映和实现公民的利益要求，另一方面又决定于国家、政府执行和遵守法律的情况。只有国家和政府对法律本身的尊重、服从与遵守，才能导致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否则将会摧毁公民对法律的信念，甚至走向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守法程度直接关系法律至上观念的成败。因为完全缺乏对法律的经验，人们尚可以相信法律的价值及其作用，保留对法律的企盼；若是一种恶劣的‘政府都不守法’的法律经验，将会从根本上摧毁关于法律的信念，使人们丧失对法律的信心。法律不能维护人们的合法权利，那么，人们对法律的信念和期待就会消失。因此，要培养法律至上的观念，最关键是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要严格依法办事。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试想，在一个法律只是要求人们尽义务，却没有对人们的权利予以有力维护的社会里，人们又怎能形成对法律的信赖呢？川岛武宜认为，“法秩序没有主体者积极自觉的遵守法、维护法的话，法秩序是得不到维持的。如果没有守法精神，而仅靠权力，是不能得以维持的。”只有法律在社会中得到普遍的遵崇，守法意识才会根深蒂固。这种守法意识不仅是针对民众的，更是针对作为执法主体的广大行政执法部门，尤其是领导者。只有这样，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才会形成，并反过来促进依法治理工作向深入发展。
（二）对法律运作质量进行有效监督
在我国，根据我国的政治制度，目前已建立了一整套法律监督机制。从国家监督机关来看，有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审判机关的监督；从社会监督来看，有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有政协、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监督，有人民群众的监督，有法律职业的监督和新闻舆论的监督，监督体系不可谓不完善。但由于这种监督机制可操作性较差，其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仅以国家权力机关人大的监督为例，其监督方式主要有：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审查“一府两院”依法呈送的规范性文件和非规范性法律文件，并作出相应决议；质询；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受理申诉、控告和检举，并进行处理；开展执法检查；视察；督促办理人民代表和委员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审议撤销职务案；专题监督等。这些监督方式由于监督内容大多集中在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对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监督往往难以顾及，且缺乏相关的具可操作性的监督方式和监督内容，以至在许多时候这种监督已流于形式。而恰恰是这种被忽视的权利构成了民众“法治信心”的基石。对民众权利的忽视，无疑对守法精神的形成将是至命的。由此可见，完善我国的法律运作监督机制，不仅仅是维护法律权威的一个重要体现，更是推进依法治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从形式上说，我国的法律监督体系是比较完善的。问题出在监督难以落到实处，即监督乏力上。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走监督功能法制化的道路。即对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人民群众、新闻舆论等监督主体实施监督的范围、监督的方式、监督的内容、监督的职责义务等方面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使之具体化、制度化，以增强监督实施的可操作性，使这些监督职能从抽象的一般性规定中走出来，变成实实在在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同时，应成立法律运作监督受理的专门机关。当前，我国已制定了很多的法律法规，但在行政执法上有法不依的现象却很突出，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许多法律法规并没有具体的部门去组织实施，没有法律运作状况的相应监督部门，使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许多“闲置的法律”现象。一些权威人士指出，我国在快速推进立法的背后却存在着对法律不重视、执法不力的隐患。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国有法不依的现象相当普遍，许多地方得到认真执行的法律只占一小部分，法律无人执行或执法难的问题突出，目前有近三成到四成的案件执行不下去。人们对法律熟视无睹。事实证明，法律监督主体的多元化并不等于监督机制的完善，关键在于对这些监督提出的问题是否有一个受理查办的专门机关。我国法律监督机制的问题正是出在对社会各界发现、提出问题的查办落实难以到位上。因为，这种传统的监督方式并不是把暴露出来的问题交给另一个独立于问题之外的第三个部门去查处，而是监督部门提出问题后，又把问题的查纠责任交给出问题的相关职能部门，这样就往往造成相关职能部门为了维护部门利益和声誉，对查摆出来的问题避重就轻，甚至人为阻挠，以至暴露出来的问题久拖不决或不了了之。如此反复，监督主体不仅丧失了监督的兴趣，就连被监督机关对这样的监督也很不以为然了，因为这样的监督并没有因为法律的规制而给他们带来任何压力。其结果，损害的是公众对法律秩序的信心。这就是当前相当一部分公民不愿意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而采取群体上访、群体闹事、堵塞交通、冲击党政首脑机关的深层原因。要改变这种直接危害社会政治稳定的被动局面，就必须解决当前一些地方有法不依、一些领域无人执法的问题。在强化原有的法律监督渠道的同时，国家应通过法律监督受理的专门机关，专门负责对所有法律运作情况进行监督，建立对行政执法部门执法违法从受理到查处全程查办的工作机制，以彻底解决当前出现的“闲置的法律”现象，使法律真正发挥其规范社会的作用。此外，还应建立一套快捷灵敏的违法纠错机制。依法治理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治理能否有效推行关键在行政执法机关。换言之，当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公、不依法办事的就是某些国家行政执法机关，推进依法治理的最大障碍和阻力就是来自于某些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因此，要改变当前依法治理工作的被动局面，还必须从治理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入手，建立起责、权、利明晰的快捷灵敏的违法纠错机制。对国家行政执法机关执法枉法、不依法办事、违法决策造成的一切社会后果，要通过法律机制予以及时查纠。把执法主体违法行为的查处纳入法律范畴，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而不仅仅是以当前的行政处罚或党内处分的形式来解决党委政府部门及其公职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违法问题。对因政府行政决策失误、执法犯法造成群众利益受损的，应通过立法予以追偿，由独立于行政执法机关之外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查办，并将这种追偿责任落实到行政执法机关的相应责任人身上，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相应处罚，以警示一切违法行为，树立群众对法律的信心。如此，才能形成社会公众对法律权威的普遍遵崇，使守法的意识深入人心。目前，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作保障，对党委政府决策失误和行政执法违法或偏差造成的群众权利损害往往得不到追偿，不仅损害了党委政府的形象，也极大挫伤了群众对法律的信赖，还可能导致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对权力的滥用。如当前一些地方政府越俎代庖，对本属企业的行为却以政府的名义搞硬性的“拉郎配”，给群众造成损失后却百般推卸责任，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假种子案、强行规定农民种植烟草案等就是典型的例子。但由于目前尚没有关于政府行政行为失误和执法违法造成损害赔偿方面的立法，更没有相应的执法监督机关，因此造成损害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受到责罚的微乎其微。违法和失误既然不承担相应责任，执法犯法、随意决策甚至胡作非为就可能大行其道，如此反复，人们心中的法治信念便荡然无存了。因此，没有对违法责任的追究，要推进依法治理工作、促进依法治国的实现，是不可想象的。
（三）对权力秩序进行有效规约
潘恩曾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是国王”。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世界各国的法治发展进程来看，法治国家的政治基础都离不开民主政体和国家权力配置。亚里斯多德认为，法律的性质与政体的性质是一致的，凡是专制政体的法律都不是良好的法律，而是恶法，只有共和政体，多数人的政治制定的法律，才是良法，才是法治的基础。这就是说，法治的基础从来就是与政治权力的制约是分不开的。没有对权力的规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依法治理就无从谈起，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孟德斯鸠认为，实行法治的根本所在就是要解决国家权力配置问题，在任何社会，权力必须受到约束。他强调法律在政治社会中的权威性和法律对权力的制约性。他说，对公民自由和安全权利最严重的破坏来自权力的滥用，只有在权力不被滥用的地方，公民才有安全的自由。“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博登海默说：“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线的诱惑”。为防止权力的滥用，孟德斯鸠提出了以权力约束权力的主张。因此，要实现依法治理，就必须维护法律至上的权威，充分扩展法律调节社会的功能和作用，以法律规范制约权力，使权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这样，依法治理工作才具有法律保障。在西方国家，为达到权力制约目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分权的主张，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当然，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做法，但依法对权力进行规制是完全可行的。首先，应强化规制政府行为的立法。要使政府依法办事，促成全社会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的形成，就必须做到有法可依。目前，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已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立法工作成效显著。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立法工作与实际要求还很不适应。特别是对规范政府管理行为的立法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突出表现在反映公民基本权利和体现权力制约机制的宪法、民法不发达，甚至落后，而以禁止性规范为主要内容的刑法体系却非常健全”。[2]党委政府对管理社会事务、进行宏观决策、服务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规范还是沿袭原来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使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在行政决策和管理社会事务过程中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极不协调。要推进依法治理工作，必须将党委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纳入立法的范围，用法律规范党委政府行政执法的行为，使党委政府行政决策做到有法可依，避免因人员素质的差异而出现朝令夕改或一时狂热的随意性决策。其次，要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全国人大应把党委政府行政决策、行政管理的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用法律予以规范，并建立法律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机制，避免党委政府在行政决策和执法工作中的随意性，使权力运作严密控制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其三，民主管理要走向法制化。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又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与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用法律手段保障民主制度、规制权力运作的重要性。权力滥用的最大表现是权力过于集中。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把民主管理纳入法制轨道，通过国家立法对民主管理的方式方法用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以解决好一些地方对民主管理在行政决策中可有可无的问题。
（四）合理分配维权成本
依法治理工作作为法治文化的重要体现，它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任何文化的发展进步，都必然存在相应的成本支付，依法治理工作也不例外。这种成本支付最集中的表现是对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即当权利受损时，对损害的追偿往往要借助法律的力量。问题是由于当前诉讼成本的过于高昂，作为权利受害人的一般公民，如果诉讼成本远远高于应维护的权利，那么，当事人往往选择低成本的道路。如上访、私了或走极端，结果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要促使人们对法律的信仰，首先必须解决好法律运作过程中的成本支付问题，对法律运作的成本进行重新分配，建立维权与成本支付相统一的国家诉讼制度。由于当前我国法制尚不健全，执法过程中的执法犯法、枉法裁判、以权代法和执法队伍素质差等问题仍然较突出，法律运作过程中产生的成本支付问题显得更引人注目。是否运用或规避法律，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众的成本支付能力。要防止人们对法律的规避，只有通过国家立法，把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过程中引发的诉讼成本支付纳入国家法律运作成本范围，由国家建立的专项支付资金统一解决，才能消除因一些当事人难以支付相应成本而无力进行权利请求和执法机关因利益驱动引发的司法不公问题，彻底杜绝当前出现的“赢了官司输了钱”的不正常现象。本文以为，在当前法治主体素质尚还较差、守法精神尚未全面形成的情况下，国家应承担起这种成本投入的义务，把法律运作成本计入国家成本范围，建立起由国家支付为主、个体支付为辅的法律运作支付体系。即国家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对诉讼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在诉讼前应先由国家支付，待诉讼结束后，再将相关费用转移给相关违法责任人，由责任人承担诉讼发生的所有费用和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并将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有无发生当事人与执法主体的钱权交易作为案件违法的一个构成要件加以限制，以此来规制执法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利益驱动问题，以保障任何法律规范主体充分行使参与诉讼的权利，使依法办事、公正司法成为可能。同时，国家还应用这笔资金支付因国家机关行政执法违法给群众造成损害的赔偿，使群众利益不因法律运作面临的困难而受损，以增强广大群众对法治的信心。当然，群众这种“无障碍参与诉讼”的权利是相对的，它必须以当事人依法维护自身权利为前提。而对无理纠缠则应视为对法律秩序的干扰和破坏，应予以严肃追究和惩处。
综上所述，推进依法治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又要使广大群众知法懂法，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既要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又要规制权力的滥用，维护法律的权威。唯其如此，才能在全社会树立起对法治的信心，促使依法治理工作真正融入法治文化的轨道。
（作者系中共怀化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原载2003.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