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案例

　　2009年12月15日，孙某向某银行借款199万元，还款日期为2010年10月15日，约定孙某为该笔借款提供自己的房屋及机器设备作为抵押，同时张某作为保证人，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2010年4月23日，孙某再次向该银行借款140万元，还款日期为2010年10月23日，约定以刘某所有的房屋为该借款提供抵押，同时张某亦作为保证人，对该笔借款进行连带责任保证。两笔借款合计213万元，逾期后孙某均未偿还本息。

　　裁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某银行与被告孙某、张某、刘某间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及保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合同。故判决被告孙某偿还借款本金213万元及利息，若被告孙某未履行上述清偿义务，原告某银行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保证人张某对借款199万元的本息经实现抵押权仍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140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判决后，当事人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评析

　　本案两笔借款都涉及物的担保和保证并存时保证责任的承担范围问题，所不同的是199万元中的抵押是由主债务人孙某提供，而140万元借款的抵押是由第三人刘某提供。因抵押物的提供人不同，保证人承担责任的范围亦有所不同。担保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或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这一规定是对《担保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作了限缩解释：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如果物的担保是由主债务人提供的，则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如果物的担保是由第三人提供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或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本案中，199万元借款所涉抵押是由主债务人提供，保证人张某应对抵押权实现后仍不能清偿的债务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140万元借款所涉抵押是由第三人刘某提供，保证人张某应在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物权法》继续沿用了《解释》关于物的担保与保证并存时保证责任的承担原则，不同的是增加了当事人对于责任顺序意思自治的内容。根据该规定，如果当事人在担保合同中约定了担保人承担责任的顺序，则债权人应当受该约定顺序之约束；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则按物的担保与保证并存时责任顺序的一般原则处理。

　　同理，在债权人放弃担保物权的情形下，因物的担保提供人不同，保证人的责任范围亦会有所不同。在物的担保是由主债务人提供时，因保证人只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部分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其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责；在物的担保是由第三人提供时，债权人有权选择行使保证债权或担保物权，如果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保证人与物的担保人处于同等的清偿地位，均有责任首先清偿全部债务。

　　（作者单位：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
由于被追诉人对于自己是否犯罪以及如何犯罪最为清楚，一份真实的口供在直接证明案件事实、获取其他证据线索、审查判断其他证据以及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口供存在虚假信息的情况下，其可能成为“错案之王”。如有学者研究的50起刑事错案中，存在被告人虚假口供的有47起。


口供在侦查破案以及构建证明体系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但口供本身的复杂性与反复性决定了口供运用不当会导致冤错案件的发生。因此，刑事审判中对待口供的态度要慎重，对口供的审查运用要细致小心。结合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在审查运用口供时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审查口供的合法性。在立法上，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都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61条和1999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规则》第265条均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或者指控犯罪的根据。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19条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第2条均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口供，应当予以排除。通过梳理，可以发现立法关于非法口供的排除范围在2010年之后发生了改变，即在刑事审判中排除非法口供应严格限定为通过刑讯逼供等方法获取的口供。


那么，如何理解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呢？根据立法机关的解释，“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使当事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而不得不供述的行为，“等非法方法”是指违法程度和对当事人的强迫程度达到与刑讯逼供相当，使被追诉人不得不违背自己意愿供述的方法。对其理解需要克服两种偏向，即一方面对其作不当的限缩解释，将一些暴力特征不突出但仍然导致剧烈的肉体和精神痛苦的非法取证行为排除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概念之外，另一方面对其作不当的扩张解释，将在性质与程度上与“刑讯逼供”均不同的不规范审讯行为一概视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只有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有准确的理解才能合理运用非法口供排除规则。


在准确理解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前提下，还要准确理解排除非法口供的程序规定。对于非法口供的排除，可以从以下几个步骤入手。一是启动程序，启动方式分为职权启动和申请启动两种方法，被告人申请启动的，应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或线索；二是法庭初步审查，法官如对证据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应要求公诉人对口供合法性进行证明；三是控方证明，公诉人应举示必要的证据，如提交询问笔录、原始的录音录像或提请法庭通知相关人员出庭作证；四是双方质证，公诉人举证后，控辩双方可以就口供合法性问题进行质证和辩论；五是法庭处理，确认或不排除口供系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应将口供予以排除。只有对非法口供排除程序进行准确的理解才能有效适用非法口供排除规则。


二是审查口供的真实性。由于我国立法仅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口供，除了对2010年《死刑证据规定》第20条和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81条规定的未经核对确认以及未提供手势帮助、翻译帮助情况下的口供绝对排除之外，对于其他所有口供均应由审判人员对其真实性进行审查判断的基础上决定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


对于口供真实性的判断，2010年《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2条和2012年《解释》第83条确立了一项规则，即翻供印证规则。被告人在庭审中推翻庭前供述是困扰口供真实性认定的现实难题之一，根据翻供印证规则，对于翻供时口供的采信，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方面，如果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庭审中翻供，但被告人不能合理说明翻供理由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相矛盾，而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被告人的庭前供述；另一方面，如果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但庭审中供认的，且庭审中的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可以采信庭审中的供述，而被告人庭审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能采信庭前供述。


翻供印证规则的核心在于，得到其他证据相佐证的供述，由于供述的内容与其他证据揭示的信息相互吻合，共同指向一个结论，从而基本上可以排除口供的虚假性。但如只考虑口供与其他证据是否印证，可能存在因形式上的印证而采纳不可靠口供的情况。为此，在特定情况下，对口供真实性的判断还需要结合其他标准进行：一是得到独立证据的补强，即口供应当包含尚未公开的能够得到独立证据证实的信息；二是得到新证据的补强，即口供应当能够引导侦查人员获取尚未收集到或者尚未知晓的新证据，且能够印证供述的内容；三是得到全案其他证据的综合补强，即口供所供述出来的犯罪情节同案件其他所有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于口供的审查运用，需要从合法性和真实性两个方面着手，合法且真实的口供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口供的合法性或真实性存在问题，不仅不利于人权保障，不利于防止冤错案件的发生，而且还不利于提升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和社会认同度。因此，对口供的审查运用要慎重再慎重！


（作者单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