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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赔偿协议程序

马怀德

如果说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基本方式和途径，那么行政赔偿程序则是实现赔偿责任的根本手段。从世界许多国家看，行政赔偿程序通常分为二大阶段，第一阶段由行政机关内部解决赔偿责任问题；第二阶段由法院解决赔偿问题。由于体制上的差异，各国在行政行政赔偿程序的两个阶段既存在一些相通的内容，也各具特色。在我国，由于受行政复议、诉讼制度的影响，赔偿程序更为复杂。因此，如何借鉴有益的国外经验并结合目前我国实际，确定一套完备的行政赔偿程序显得十分必要。
一、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原则

绝大多数国家均采用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原则解决赔偿问题。该原则因赔偿方式上的差别又被称为协议先行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等。在美国，涉及国家赔偿的案件，大约有80%至90%是在行政机关得到解决的。在捷克，司法部和财政部有权审查所有违法决定案件，赔偿诉讼以前的初审目的是为了通过友好的方式，在法庭之外解决争端。先行处理原则的主要含义是，赔偿请求权人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前，一般须经过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或与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协商，若不能达成协议或请求权人不满意行政处理决定，或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处理，才可以向法院起诉。先行处理犹如一张过滤网，将行政机关能够自行解决的赔偿限制在行政机关内部，而不进入司法程序。一方面减少了法院诉源和讼累，减轻了法院在处理赔偿事件上的负担；另一方面又方便了当事人，使受害者可以不经过复杂繁琐的诉讼程序及时得到赔偿，同时也是对赔偿义务机关本身的尊重。当然，这一原则也有某种局限性，强制要求所有受害人向侵权机关申请并协商赔偿问题，可能造成一部分受害人不敢或不愿与侵权机关继续合作的结果，因受害人从心理上更倾向于第三者充任裁判人。
（一）两种先行处理模式
从行政机关处理赔偿事务的方式看、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分"决定式"和"协议式"两种。它们在处理方式和结果上有一定差异。

"决定式"的最突出特点是：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对受害人的请求采用"决定"形式处理，一般不与请求权人进行协商或讨论，受害人只能被动接受或拒绝此决定。例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7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单独就损害赔偿提出请求，应当先由行政机关解决。对行政机关的处理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里虽未明确提出"决定"为解决方式，但其内容实际排除了正式协商形式，而只用了"处理"一词。规定虽然含糊，但实践中多采用半协商半裁决形式。奥地利《国家赔偿法》第8条也规定："被害人应先向有赔偿责任之官署以书面请求赔偿。书面送达官署三个月后，未经官署确认，或在此期间内对赔偿义务全部或一部分拒绝者，被害人得以官署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韩国、瑞士也有类似规定。

"协议式"则以赔偿义务机关与受害人双方协商为基础，以协议为最终处理结果。许多国家和地区之所以采用"协议"方式，主要是考虑到赔偿争议复杂多端，要求当事人间能够共同协商，对损害赔偿额请求达成折衷妥协方案。例如，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第2675条第1项规定："除非请求权人先向有关联邦行政机关提出赔偿请求，而且被请求之行政机关……作出终局之拒绝，不得对美国政府……提起请求金钱赔偿的民事诉讼"；该法2672条规定："对于受害人的请求，每一联邦行政机关的首长或其指定人必须依法予以考虑，评估、调解、决定或妥协、和解、受害人如果接受了这种决定或妥协、和解，则发生终局之效力，不得再行请求或起诉"。
（二）先行处理程序的提起方式
在行政机关内部提起赔偿请求一般有两种方式，一为单独请求赔偿；二为附带提出赔偿请求。

如果受害人仅就赔偿问题向行政机关单独提出请求，而不涉及其他要求，则视为单独式请求。行政赔偿义务机关接受这类请求无须确认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只需就侵权事实成立与否及赔偿数额等问题与受害人共同协商，达成共识。例如，某公民在被拘留期间，受到警察刑讯和殴打，如果他仅就被殴打受到损害请求行政机关赔偿，赔偿义务机关无须审查该殴打行为合法与否，而只须确定损害人因其合法权益受到该行为侵犯造成损失而请求的行政赔偿。我认为这一范围过窄。单独式请求包括两部分，一是对已经确认为违法侵权的行为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二是对无须确认的明显违法行政行为直接向行政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因为行政侵权行为很普遍，确认机关却只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如果要求所有受害人对侵权行为提起赔偿请求之前都要经过确认阶段，势必增加受害人的负担。况且有很大一部分行政侵权行为明显损害事实，而不涉及确认其合法与否问题，更无须通过复议或诉讼途径先确认为违法，再向行政赔偿义务机关请求赔偿。如行政机关公务员殴打侮辱行为、狱政管理中的事实行为等，既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诉讼范围，也没有适当的确认机关，因此，赋予受害人直接的请求是必要的，即受害人可就赔偿问题直接向行政机关单独提起，由赔偿义务机关与受害人协商处理。

附带式请求，是指行政赔偿请求权人在提出行政复议或其他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程序的同时，附带请求以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适当性为主要内容，以赔偿损失为附带内容。受害人可在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申诉，在要求有权机关审查并确认某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同时，还可以附带要求侵权机关赔偿其损害。当然，附带式请求往往须经过两道不同的程序，一是先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二是就违法和不当的行政行为所遭受的损害提出赔偿请求。由于确认机关未必都是赔偿义务机关，因此，会出现确认机关与原机关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或确认机关责令原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例如，我国行政复议条例第44条规定："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为侵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申请人请求赔偿的，复议机关可以责令被申请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负责赔偿"。
二、赔偿请求权及受理
在行政机关内部赔偿程序中，受害人提出赔偿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受理请求都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履行法定手续。这些要件和手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实体要件
请求权人向赔偿义务机关请示赔偿，应当具备以下实体要件：

1.请求权人原则上是因行政机关及公务员执行职务行为而直接受损害的人。如被违法拘留的人，被非法没收财物的人，被殴打、拘禁的人。至于受害人死亡的，其继承的、被抚养人、支付丧葬费的人为请求权人。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等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受侵害而提出赔偿请求时，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
2.被请求人为行政赔偿义务机关。

3.请求依据是能够证明的损害事实。包括已受损失和必然的可得利益损失，不是假想、预料、期待的非现实损害，以及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确定行政机关赔偿义务和受害人请求权的一般赔偿法和特别法。
（二）程序要素

从许多国家、地区行政赔偿立法及实践看，程序要素是请求权人提出赔偿请求，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的步骤、方法、形式要求等综合因素。它主要包括：书面申请、法定期限内提出、行政机关决定或协议期限、协议及赔偿金额限制等。
1.书面请求

受害人等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须以书面形式进行。请求赔偿行为属要式法律行为，因此，仅以口头表示请求赔偿的意思是不够的，难以构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行为，例如，《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第2401条规定："除非于求偿权发生后二年内对于有关联邦行政机关以书面提出赔偿请求，……对于美国联邦政府的侵权行为之诉，即归于消灭。"我国法律目前并未规定向行政机关提起赔偿请求须以书面形式为之，但实践中做法则多采用书面形式。如行政复议程序中附带请求赔偿的，须以复议申请书为基础提出附带请求，一般均采用书面形式。
2.法定期限内提出请求

向行政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这与诉讼上的消灭时效是一致的。许多国家、地区的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国家赔偿的请求期限，即请求权的消灭时效。其意义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求偿权利，义务人早日履行其义务，以免时过境迁，发生举证困难，解除请求人与赔偿机关及公务员的顾虑。如果请求权人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向赔偿义务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则丧失胜诉权，即丧失要求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当然，即使在时效届满的情况下，权利人仍提出请求，义务人主动履行义务的，权利人仍有权受领。行政赔偿的请求期限也就是消灭时效、诉讼时效。由于它与民事赔偿有一定区别，因此多采用短时效。
3.行政机关决定或与请求人协议的时限

赔偿义务机关收到赔偿请求权人的书面申请后，一般会出现三种结果，一是认为无赔偿义务，作出拒绝赔偿的决定；二是认为可以赔偿，与请求权人进行协议；三是既不拒绝，也不协议而是拖延不答复。为了保证请求权人及时获得赔偿，督促赔偿义务机关尽早履行义务，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均规定了赔偿义务机关作出决定或协议的期限。例如，韩国法律规定赔偿审议会作出认可或拒绝的期限为两个月，超过两个月不作决定的，赔偿请求权人可直接起诉。奥地利法律规定，被害人提出赔偿请求三个月内，如赔偿义务机关拒绝或未确认，被害人有权起诉。

规定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受理请求后的决定或协义期限有利于尽快解决赔偿纠纷，防止一案久拖不决，损害当事人的权益和行政效率。我国目前尚无明确规定，根据行政复议条例规定，附带请求行政赔偿的，与复议期限一致，复议机关应在两个月内作出裁决。今后国家赔偿立法也可规定为两个月的协议或决定期限。
4.协议或决定赔偿的金额限制

为了防止行政机关为安抚受害人滥用赔偿权，有些国家和我国台湾规定行政机关自行决定赔偿数额的限制。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规定，行政机关对超过25000美元作出赔偿裁决，妥协与和解，应事前获得司法部长或其指定人的批准始为有效。我国台湾"国家"赔偿法施行细则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有权在一定金额限度内，迳行决定赔偿金额，超过限度，应报请其直接上级机关决定。金额限度，由行政院依据机关等级、性质、事权大小和经济状况决定。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此尚无规定，可以考虑在今后的国家赔偿法细则中对不同级行政机关决定赔偿的数额予以规定和限制。
三、行政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或协议的效力

赔偿请求权人与赔偿义务机关达成的协议或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裁决具有确定力和拘束力，双方当事人不得随意反悔更改，这是多数国家法律所明确规定的。例如，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第2672条规定，除非前项之行政调解系以欺诈方式达成，行政机关所为的妥协、和解、裁决或决定，在本法关于对美国联邦政府基于侵权行为而提起的民事诉讼的规定限制下，对联邦政府全体官员均有终局的效力"。"请求权人接受前述的裁决、和解或妥协，对于该请求权人应产生终局的拘束力，并对美国联邦政府及其人员因其行为或不行为所生的赔偿请求构成完全之免除"。

保全“诚信”…谈法院保全工作的瓶颈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唐毅军


法院的保全工作，原来只被认为是民事诉讼程序中一个辅助性的环节，现在已经被意识到是及其重要的一环。通过对财产的保全查封，使判决后胜诉一方有申请执行的依仗，减少法院判决书变成空头支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通过对证据的保全，使得裁判多少有了一些客观依据，增加了主观裁量的准确性。那么这与“诚信”有何关系，“诚信”能够保全吗？或者说“诚信”有必要进行保全吗？笔者参与法院保全工作有几年了，得出一个结论是，所有保全案件其实质都是保全“诚信”，“诚信”之保全是目前最重大的难题。
诚信，本属于道德的范畴，是近年来社会一大热门话题。在我国近十几年的社会生活中，失信现象如瘟疫一般肆意横掠，从假烟假酒假文凭，到假帐假签证假评估报告；从普通人恶意消费透支，到一些官员言行不一政绩掺水；从“三角债”越滚越多，到很多地方政府出尔反尔宰投资者的肥羊；从教授剽窃他人著作，到足球场上“狗吹黑哨满天飞”等等。人们痛苦地发现，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活圈子里充满了种种“阴谋”，而因此对社会充满“整体诚信危机感”。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大至三峡工程的招标投标施工，小至去士多店买瓶酱油，其实均以“诚信”为基础。只要是涉及两个以上个体之间的事，总会出现诚信问题，反面来说总会有骗人和被骗的可能性。法院的诉讼保全，其实就是丧失“诚信”而矛盾激化的产物。如果任由“整体诚信危机感”发展下去，也许真有那么一天会弄得什么事都得去保全，签合同先找法院保全一下，借款也找法院保全一下，甚至烟瘾发作想去买包烟，也得想一想是不是找法院保全一下，免得买到假烟抽出问题，幸好这仅是一个荒谬想法。
即使将法院保全的范围稍为扩大，比如说在银行贷款业务中引入法院保全这一程序，也必然会招致强烈的反对。因为这违反了社会经济的基本规律----成本加效率原则。事先进行保全也许增加了保险，但交易成本却极度上升，而效率却无限地下降，这样的经济活动有何必要继续下去呢？社会经济活动是以“诚信”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就是诚信经济，弃诚信而行为，必然不能长久。而且，我们回过头想一下，其实法院的保全这种较为保险的行为方式，也是离不开“诚信”的。
在现今的财产保全查封与证据保全查封，其主要方式不外于登记、公告、贴封条、扣押，再以拍照、复制、制作笔录等作为辅助性手段。其中扣押这种方式在保全工作中很少运用，这是由于法院保全工作的性质（保障性、预防性）所决定的，仅在证据保全中，对于一些易于灭失、变造的物品（如帐册、产品样品）等，适用扣押方式进行保全。绝大多数的保全查封，按照最高法院有关查封有效方式的规定，分情况采取公告、封条、登记等方式，财物的实际控制权仍然在被保全人的手中。法院是基于“被保全人不敢欺瞒法院、不会擅自转移财产、不会伪造或毁灭证据”这样一种“诚信”，而把保全的财物仍由被保全人控制。另外，对于一些特殊财物如银行帐号、房屋土地、车辆、股权商标专利等进行保全，需要协助单位如银行、房产国土部门、车管所等协助办理查封，这种方式也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法院相信协助部门“会认真按照法律文书的要求办理查封手续，不会弄虚作假”。上述公告、封条或者协助查封文书实际仅是一种形式，一层“薄膜”，如果当事者不顾“诚信”这一基础，那么捅破这层“薄膜”是并不困难的事。
法院不可能派员24小时盯着被查封物，也不可能把其他单位的活揽给自己做，那些抛弃“诚信”的当事者便是利用这一漏洞，进行违法活动的。笔者经历过不少这类案件，查封某酒厂酒窑，酒厂负责人指使工人凿穿墙壁插水管偷酒；因专利案件查封某家具厂的家具样品，该厂人员则另作一套进行调包；还有银行故意拖延通风报讯帮助被保全人转移存款的，近期就有广州某银行行长指使职员，采取托延、造假的手段，在我院人员眼皮底下故意转走应办理冻结手续的4000万元人民币；还有的单位利用“转制”，另立一套招牌，转移大量资产，而致使原债主讨债无门。上述这类情况多不累数，相信经历过的朋友是很有同感的。
《白毛女》里的佃户杨白劳欠了地主黄世仁的高利贷，除夕之夜黄世仁强迫杨白劳卖女抵债，逼得杨白劳喝卤自杀。旧社会欠债不还的经常被债主逼上绝路。时至今日却颠倒过来，欠债的比债主还有理，欠债的成了爷，能把债主逼上绝路。在一个深受儒家诚信文化影响的国家，为何讲诚信的斗不过不讲诚信的？关键是中国目前没有形成对“诚信”的法律保障制度，“诚信”仍然局限在道德范围内，而没有强制的法律约束。回到本文的主题就是说“诚信”没有保全好。这么说可能有点玄，我们具体联系上述的保全案例，身为一个银行行长，不可能不知道欺骗法院、转移存款的严重后果，直至被送进看守所他仍然是不后悔。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个“利”字，他事先已经权衡了利弊。欺骗法院、转移存款最严重是被拘留，这是肯定意识到的，但如果不这样做，也许就会丢了工作，权衡之下于是作出了选择。从这一案例我们是不是已经发现，法律对于抛弃“诚信”之行为的惩罚远远不足够、不对称呢？
新加坡的鞭刑是很有名的，仅仅因为随地乱吐口香糖，便会给施以鞭刑，因为过于严酷而常常被批评，但事实是不可忽视的是：新加坡的城市卫生状况非常好。对于不道德的行为给以足够的惩戒，才是对道德最好的“保全”。中国现有的法律对违反“诚信”的惩罚，可以这么打比方，就是赖债一千只罚一百，赖债仍然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那么赖债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就不以为怪了。
法院保全工作中对于“诚信”的保全是很有必要性的，但是由于现有法律的桎梏，对“诚信”的保全措施与违反“诚信”所得的“利”是如此不平衡、不对称，其力度远远不足以平息某些人心里希望抛弃“诚信”的欲火。法院作为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国家机关，对于建立社会诚信体系义不容辞，而应当有所作为。关键之一，首先应调整法律执行中的道德标准。
如何理解“法律执行中的道德标准”？通俗地讲，就是对有道德的人采取宽容、灵活的执行措施，对没有道德的人采取强硬、严谨的执行措施。儒家文化的诚信观念，一直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以至于我国现行的法律都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都是“君子法”----即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的意思。这种诚信标准在传统经济条件下是行之有效的，因为人们均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里，有什么欺诈作假，很容易会四邻皆知，为人测目，再难抬头。但是在现今这个光陆离奇、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面前，“君子法”就不堪一击。一个人失信了，一张飞机票几个小时就可以天涯海角下落不明了。所以笔者认为针对于小人调整法律执行的道德标准是很有必要的。具体地讲，就是降低目前法律的道德标准，把预防工作做得更严更细，把保全“诚信”的措施设计得更为有效一些。
如何把保全“诚信”的措施设计得更为有效呢？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王众孚在2003年11月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的讲话，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2003年以来，全国工商系统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为重点，在全面、准确掌握企业信用状况的基础上，建立实施了企业信用分类监管体系。未来不久，各类企业将根据其信用情况，被分为绿牌、蓝牌、黄牌、黑牌四类，分别代表守信企业、警示企业、失信企业和严重失信企业。工商部门将对绿牌企业予以重点扶持，给予年检免审等优惠待遇；对蓝牌企业实行警示制度，在日常工作中予以提示；对黄牌企业进行重点监管，实施案后回查、办理登记和年检时重点审查，向社会公开其违法记录；对黑牌企业发布吊销公告及发布违法记录，对典型案件予以曝光。。。。”
参照工商管理这一按照对象诚信标准所采取的分类方法，法院保全工作同样可以将保全对象分为一、二、三类，对于第一类诚信良好、没有不良记录的，采取最为宽容、灵活的保全措施，查封手段以登记为准，尽可能不影响其正常的经营生活，使其享有较高的自主权；对于第二类诚信记录一般的保全对象，查封可以采取登记、公告等相结合的方式，并采用一些监控措施，约束其自主权；对于第三类失信记录多、诚信标准低的保全对象，查封应当以封死或扣押为主，尽可能地压缩其自主权。以上设想，是根据不同的“诚信”对象，采取相应的法律执行的道德标准，为的是产生足够的法律力度，预防失信行为。这样与法院保全工作的性质是相一致的。
上述的一、二、三类如何区分，这要谈到关键之二，保全“诚信”首先要保全信息。“诚信”与信息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诚信”只能建立在真实、可靠的信息基础之上，没有信息化就不可能有很高的信用水平。近年失信现象如此泛滥，信息缺失、信息被隐瞒是很重要的原因。法院系统通过审理案件，其实拥有一套大容量而且高度权威的信息库，但现在这套信息库没有一个真正管理的制度，仅仅起到考古作用（记录历史）。其他国家机关、较低级别的国家部门，比如公安、税务、工商等，都有自身的一套管理、运用信息库的有效制度，而且都是信息的权威。那么法院为何不能运用自己的信息库、不能树立自己的信息权威呢？信息能有效地保全了，那么不管是保全对象的诚信等级分类，还是其他财产经营信息，均可准确地掌握。
保全“诚信”的两个关键：一个是工作观念---如何调整法律执行的道德标准，一个是工作方法---如何掌握、利用信息，这两点也就是本文想说明的法院保全工作最大的难题和瓶颈。本文观点仅是笔者一个粗糙的想法，如有不屑之处请勿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