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由西方宗教信仰引起的思考
秦沛沛
摘要：通过中国法治的内在因素和西方法治的内在因素的研究，找出中国法治症结所在——法律信仰的缺失。
关键词：法治 法律信仰 儒家思想 中国法治 西方法治
内容：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篇》中指出：法治具有双重含义，法律获得普遍服从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制定良好的法律。②前者强调法律至上，后者强调法律正当。虽然以后法治的研究都未超出此框架，但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不具有可操作性。它没有也不可能说明究竟何谓“普遍的服从”、何谓“制定的良好”。我国学者高鸿均曾这样看法治：“英美发系纵然内容繁多，简而言之，基于不过三维：一曰法律至上，法治之魂也；二曰司法独立，法治之制也；三曰正当程序，法治之式也。”同时他强调程序的重要性：法治之理，纵为金科玉律，若乏运行之制、操作之式，亦难免空头支票、空中楼阁，法治终空空也。③
法治是当代中国重新焕发的一个法律理想。法治为中国的制度注入锻骨强魄的理性，为学术提供激浊扬清的活力，然而又承载了过多的政治意愿和社会情感而臃杂不纯，以致时常被曲解。当今天我们又一次高扬法治之旗时，我们应该追本溯源的看一下西方的法治史，用对比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发展的轨迹。
二：西方法治的发展
应该说，法治思想的提出与阐述来源于两千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不能实现法治。”并明确提出前文所述的法治的两种含义。此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被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们所普遍接受。法治内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法治的形成要由生活在具体社会场合和背景下的人们通过他们的信念、制度和活动来赋予其含义。从古罗马的西塞罗、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格老秀斯，再到美国独立战争的杰斐逊等，都沿着亚里士多德这一法治公式在构建法治国。
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可以看出，西方法治从源头起，至少注意到了从人性论和认识论两个角度论述法治问题。④西方法治此时就在人性论和认识论基础上直接提出了法治与人治的尖锐对立问题。其中蕴涵的核心价值为：高扬法的神圣性。其实，纵观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等人，他们无不是神学派代表。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的统治乃是上帝的道德秩序和为确保这个道德秩序，能够通过理性而为人类所理解的神灵启示的一个自然映现。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中世纪的欧洲统治是王权和教权共同进行的。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公元194年盖拉西发表“双剑论”表明教皇和王权之间的平等。之后的欧洲，就开始了教会与世俗王权之间漫长的争斗。教会在这期间经历了盛行——衰落——继续盛行的过程，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当时用来约束教徒的规则）。其中教令法的渊源有《圣经》、公教会会议、地区性宗教会议的决议和教皇的命令等。教会颁布的这些法律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种背景下教会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教令法和一种或多种世俗法律体系的多重管辖之下。在教会与世俗王权争斗的同时，法律的至上观已在悄悄的树立。当两者相争时，必然要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尺度来解决问题，这个合适的尺度就是法律，可谓渔翁得利啊！按照当时的政治法律实践，倘若教会应该享有一些不可侵犯的权利，那么，世俗王权就必须把这些权力作为对自己的最高权力的合法的限制来接受，同样，世俗王权的一些权力也构成了对教会最高权力的一种合法限制。⑤在法律的最高统治下，世俗王权和教会和平共处。
在基督教徒眼中，教皇是上帝的代表，此时的法律已被当作上帝的意志。因此，教会制定的一系列教条都被认为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同时也被无条件的遵守。正因为此，经过历史的渗透与沉淀，宗教以把西方的法律抬高到了神圣的地位，将法治深入人心，让人民从内心里接受法律、服从法律。在这个时期，法律至上观已被确立起来，这为西方法治的发展极为有利，甚至可以说是关键性的。
三：中国法治溯源
春秋后期，郑子产铸刑书，是中国成文法诞生的标志。之后成文法在诸侯各国普遍化。到秦国时，受法家思想支配的秦王朝采用酷刑，并有了“焚书坑儒”的一幕。
其实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在治国方略上，就存在是依靠法律行政即法治⑥，还是依靠道德教化即德治两种主张的论争。在秦朝时，采用的“法治”，到了汉代，就改头换面的全部用儒家思想来武装了。汉代的法律为中国封建法律的主干，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帝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也将中国古代散发着思想光芒的充满人文气息的道家、崇尚“依法治国”的法家一同埋葬。从那时起，中国人民时刻生存在儒家思想的氛围中，历代不但礼法、礼率并称，礼书和法典并列，礼教与法律关系密切，而且在审判决狱上，更受汉代的春秋决狱的影响。⑦儒家思想无论从年代的久远（从汉武帝时到清末）、从实施手段上（作为历代治国方略）、从群众基础上（举国上下）等方面看，儒家思想在古代的思想领域有绝对的发言权，它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甚至外交，在当时的地位不亚于当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在的地位。
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总体思想特征有四：一是崇礼；二是纳仁入礼；三是德主刑辅；四是重视教化。孔子在法律方面推崇德治和人治。他曾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国格。”⑧
在先秦的各学派争论中，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形成了对立。⑧儒家坚持“德治”，他们的主张为后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以道德教化即德治治国根本的传统观念。儒家学派重德轻刑，孔子之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承继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以德治作为理想的治国手段，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以德治国和政治传统实践，与儒家思想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如何理解德治呢？孔子从人性善论⑨出发，认为人皆有仁心，此心是与天地之大德相通的，故良好的治理应该是仁心的运用，是仁政。他认为德治强调教化优先，刑威于后，把人看作自主自为的道德主体，而非国家暴力强制的对象。
那么儒家思想中的“人治”作何理解呢？在古罗马时代，柏拉图在早年时认为，一个最理想的国家就是“哲学王”统治的国家。一个最符合正义的国家，当然只能是由哲学王来统治。这是典型的“人治”观。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寻找他理想中的哲学王，遗憾的是，他终生没有找到。在他晚年时，他退而求其次，认为如果统治者不是哲学家，而且在短时间内又无法使统治者变成哲学家，那么就应该实行以法治国。柏拉图的终点正是西方法的起点。
儒家思想同样也推崇人治。孔子提出为政在人，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至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治，存在着争议。综观几前年的封建统治，笔者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人治应是君主专制。他与柏拉图不同，柏拉图始终站在一个理性的构架上，并最终实现了法治的回归，使法治走入正轨；而孔子以人本善为根基，始终认为个人的权力和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框架下，将中国的法治引入偏离的轨道，并使之越走越远。
无论是德治还是人治，儒家不重视法律的作用，这是法治发展致命的。它只是将法治作为后补手段，一种惩罚措施，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儒家伦理影响下的社会规范，基本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情、理、法皆不外起规矩节度，法律列于最末。布莲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维系社会功能远比道德、风俗、教化等小，相对于其他社会，其运作功能也来的微小，这种规范的一致性，并未使中国传统法律维系社会秩序的被害人无处申诉，只能诉诸形式上的力量，往非理性的路上求出路。在人们传统思想里，法律的威慑力远远大于法律的对自身的保护性，也就是在常人看来，法律是恐惧的。这种思想下只能培养人民对法律的反抗情绪，遵守很难做到，更别提服从了。这与西方的法治思想是根本背离的。瞿同祖先生说：“儒家为官既有司法的责任，可是它常于法律条文之外，更取决于儒家的思想。中国法律原无律无政不得为罪的规定，取自由裁定主义，伸缩性极大，这样，儒家思想在法律上一跃成为最高的原则，与法理无异。”⑩笔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法治发展受限的根源所在，也成为当今发展中国法治的一大障碍。
四：中国法律信仰思考
面对差距，我们不得不进行深思考,不得不转换思维方式，从上到下的思考与转变。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的话，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引用率相当高的箴言。⑾法律与宗教联姻而生的法律信仰是西方法治得以确立和生长的观念基础,法治之所以首先在西方获得理论证成并付诸实践,与西方国家特有的以法律信仰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传统有关。把法治作为法律理想的中国, 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就难以实现法制,中国要走向法治化就必须把法律作为被信仰的对象。牢牢把握法律信仰这一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尽早实现国人百余年来梦寐以求的法治国家的理想。
中国正从人治向法治社会迈进,法治社会的建立是一个漫长、曲折、艰巨的过程。它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连。中国的法治一直以来都是走的感性路线，没有形成一个从上至下的法律理性体系，而这些在西方国家早以被讨论、争议、并永久地实施了下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法治建设步履维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等现象,仍屡见不鲜。这种现象还要存在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我们树立法律至上的观点，把权力让度于法律，将法律看做保护自己的工具，而不是认为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机器”，我们的法治之路会走的顺利些。
参考文献
②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湖南省实施《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办法
湖南省人民政府
湖南省实施《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办法
湖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１９１号
《湖南省实施〈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办法》已经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８日省人民政府第４２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省 长 周伯华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境内从事粮食收购、加工、销售、储存、运输、进出口等经营活动，应当遵守《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本办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粮食流通管理工作。发展改革、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卫生、价格、统计等部门按照规定职责做好粮食流通管理、监督和服务工作， 保证《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本办法的实施。
第三条 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先向办理工商登记的部门同级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再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工商登记。
从事粮食加工、销售、储存、运输、进出口等经营活动的经营者直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工商登记。
粮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粮食收购许可和工商登记，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遵循便民原则，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粮食收购许可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四条 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申请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２０万元经营资金的筹措能力；
(二)拥有或者能租借储存１５０吨以上并符合国家粮食储存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的仓储设施；
(三)具有与收购规模相适应的粮食质量检验器具；
(四)具有或者聘用与收购规模相适应的粮食质量检验和保管专业人员。
个体工商户申请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必须具备２万元经营资金的筹措能力和具有基本的粮食质量检验器具及其使用常识。需要储存粮食的个体工商户，还需拥有或者能租借储存粮食的仓储设施，并具备粮食保管常识。
第五条 申请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应当向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书面申请，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资信证明；
(三)经营场所和仓储设施的产权证明或者有效租赁合同；
(四)粮食质量检验器具等粮食质量检验和保管能力的证明。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不得要求申请者提供除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材料。
第六条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当场受理。因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而不能当场受理的，应当当场或者在收到申请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第七条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对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条件的申请者作出许可决定，颁发《粮食收购许可证》，并予以公示；对不予许可的，应当在书面决定中说明理由。
《粮食收购许可证》由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格式文本统一印制。禁止伪造、转让、出租、出借《粮食收购许可证》。持伪造或者转让、出租、出借的《粮食收购许可证》收购粮食的，按无证收购处理。
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的经营者，可以跨地区收购粮食，任何单位、个人不得阻挠。
第八条 《粮食收购许可证》有效期为四年。期满需要延续的，应当在《粮食收购许可证》有效期满３０日前向原发证机关提出申请。原发证机关应当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在该《粮食收购许可证》有效期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不准予延续的，应当在书面决定中说明理由；逾期未作出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
第九条 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经营者应当提高服务质量，为农民卖粮提供方便，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固定经营场所悬挂《粮食收购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外出收购粮食时应当随身携带《粮食收购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副本；
(二)向售粮者告知或者在收购场所公布粮食的品种、收购价格和质量标准；
(三)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
(四)按质论价，不得压级压价；
(五)使用经法定计量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的计量器具，不得短斤少两；
(六)及时向售粮者本人支付售粮款，不得拖欠，不得接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委托，代扣任何税费和其他款项；
(七)依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定期报告粮食收购数量等有关情况；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条 从事食用粮食加工活动的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具备保障粮食加工质量和卫生必备的加工条件；
(二)建立原粮采购台帐；
(三)不得使用发霉变质的原粮、副产品加工；
(四)不得违反规定使用添加剂；
(五)产品经自行检验或者委托检验后质量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六)包装材料符合质量、卫生标准，包装物上载明粮食品种、等级、厂名厂址、出厂日期和联系电话等事项；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一条 从事粮食销售活动的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所销售的粮食符合质量、卫生标准，销售人员具有防虫、防鼠、防变质、防污染等食品卫生知识，具有感官鉴别粮食质量的一般能力；
(二)食用粮食的包装物上载明粮食品种、等级、厂名厂址、出厂日期和联系电话等事项；
(三)明码标价，不得短斤少两、掺杂使假、以次充好；
(四)不得囤积居奇、垄断或者操纵粮食价格、欺行霸市；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二条 从事粮食储存活动的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仓储设施应当符合粮食储存有关质量、卫生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
(二)新粮和陈粮应当分开存放，对粮食产生污染的物质不得与粮食混存；
(三)对仓储设施清理消毒、粮食虫害和霉菌防治以及灭鼠处理等，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规范进行，不得使用国家禁止的化学药剂或者超量使用化学药剂，并按照国家规定和技术规范做好化学药剂的安全保管；
(四)化学药剂残留量超过国家标准的粮食，不得出库或者加工；
(五)对超过正常储存年限的陈粮，在出库前应当经过有资质的粮食质量检验机构进行质量鉴定，经鉴定为陈化粮的，禁止流入口粮市场，只能出售给经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同认定的酒精、饲料等生产企业；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三条 从事粮食收购、加工、销售的经营者，必须保持必要的库存量。
当粮食市场出现供过于求或者供不应求，确需采取调控措施时，由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临时拟定各类经营者最低库存量或者最高库存量的具体标准，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四条 从事粮食收购、加工、销售、储存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业，必须执行国家和省粮食、统计部门制定的粮食流通统计制度。
第十五条 省发展改革部门会同省农业、粮食等部门制定粮食生产和流通中长期发展规划。
鼓励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以多种形式建立稳定的产销协作关系，鼓励建立产销一体化的粮食经营企业。设区的市、自治州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促进粮食产销协作、推进粮食产销一体化经营的中长期规划和具体措施。
第十六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区建立粮食储备制度。省人民政府负责确定粮食储备规模，建立相应的仓储和运输体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级储备粮的具体管理工作。
第十七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区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粮食风险基金主要用于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支持粮食储备、稳定粮食市场等。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应当张榜公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粮食风险基金的监督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第十八条 当粮食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国务院规定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时，依照国家规定指定的粮食经营企业应当按照最低收购价收购粮食，并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相应权益。
当粮食价格显著上涨或者可能显著上涨时，省人民政府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规定，采取价格干预措施。但采取价格干预措施的情形消失后，应当及时解除。
第十九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同级发展改革等有关部门制定应对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疫情和其他突发事件引起粮食市场供求异常波动的粮食应急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１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湖南省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