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统计管理条例（1997年修正）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统计管理条例（修正）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7月28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11月29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统计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统计管理，保障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充分发挥统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信息、咨询、监督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我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及个体工商户和本省在省外、境外的企业事业组织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需依照统计法律、法规的规定，真实、准确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统计资料。
公民有义务如实提供国家统计调查所需要的情况。
第三条 统计的基本任务是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实行统计监督。
第四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统计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统计管理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统计工作的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活动和国民经济核算工作负责组织、协调、管理和监督。
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根据统计任务的需要，设置统计机构和配备统计人员。
第五条 统计管理部门、统计机构及其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和统计监督的职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应当保障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统计管理部门、统计机构以及统计人员应当依照统计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提供统计资料，准确、及时地完成统计工作任务。
第七条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加速统计信息自动化建设，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统计机构，为统计工作提供必要保证和创造良好条件，提高统计管理水平。
第二章 统计调查管理
第八条 基本统计调查单位管理实行登记制度。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办理统计登记，领取《统计登记证》。
本条例实施前建立的所有单位，在本条例实施之日起6个月内到当地统计管理部门办理统计登记。新建立或者迁入的单位，在被批准建立或者迁入之日起30日内到当地统计管理部门办理统计登记。
已经登记的单位，隶属关系、经营范围和地址发生变更，在变更之日起30日内到原统计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个体工商户的统计登记及其变更，按本条第二、三款规定的期限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手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统计登记资料抄送同级统计管理部门。
《统计登记证》由省统计管理部门统一印制。
统计登记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九条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必须执行国家和省规定的统计调查计划、统计制度方法和统计报表制度，保证统计调查方法、统计指标体系、统计报表制度的完整和统一。
未经统计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更动。
第十条 统计调查应当以国家规定的周期性普查为基础，抽样调查为主体，科学推算、重点调查和有限的全面报表为补充。
周期性普查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各级统计管理部门协调同级各有关部门共同实施。
重大项目的抽样调查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各级统计管理部门协调同级有关部门实施；一般项目的抽样调查由各级统计管理部门组织同级有关部门共同实施。
进行抽样调查，应当在调查前根据普查和行政登记资料，查明基本统计单位及其分布情况，建立科学的抽样框。
科学推算由省统计管理部门以已有的统计资料或者有关部门的行政记录为基础进行。
统计调查所需经费应由地方负担的，由地方各级财政列支。
第十一条 统计调查项目的拟订，必须执行下列规定：
（一）地区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的指令性或者综合性统计调查项目，由本地区统计管理部门拟订，报上一级统计管理部门备案；重大项目的调查，由本地区统计管理部门拟订，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批，报上一级统计管理部门备案；乡（镇）的统计调查项目由县级统计管理部门拟订；
（二）部门归口管理的行业性统计调查，由该部门的统计机构拟订，经本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同级统计管理部门批准；
（三）部门的专业性统计调查，由本部门拟订，报同级统计管理部门备案；
（四）综合管理部门确需直接进行的统计调查，按照本条（二）项规定执行；
（五）统计信息服务机构进行的问卷调查或者意向调查，由与调查范围相应的统计管理部门审批。
第十二条 统计调查表必须在右上角标明表号、制表机关和批准或者备案机关、批准或者备案文号；问卷调查或者意向调查必须在右上角标明批准或者备案机关、批准或者备案文号。未标明上述字样的统计调查表和问卷调查或者意向调查，被调查单位或者个人有权拒绝填报，并有权向
统计管理部门举报，统计管理部门应当宣布废止。
统计调查管理办法由省统计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利用统计调查窃取国家秘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进行欺诈活动。
第三章 统计资料管理
第十四条 各部门、各单位报送的统计资料，必须由统计负责人审核和部门、单位负责人签署或者盖章。
有关财务统计资料由财务会计机构或者财务会计人员提供，经统计负责人审核、单位负责人签署或者盖章后上报。
第十五条 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负责人对统计机构、统计人员依法提供的统计资料，不得自行修改；不得强令或者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篡改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数据；不得对拒绝、抵制篡改统计资料行为的统计人员或者对拒绝、抵制编造虚假数据的统计人员进行打击报复
。
第十六条 统计资料报出后，在规定期间内发现错误的，必须及时向受表机关订正；过期发现的，应当立即向受表机关报告，并按照受表机关要求进行调整。
第十七条 统计管理部门负责公布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统计资料，定期发布统计公报；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统计资料，应当经上一级统计管理部门审核后，方可公布。
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公布其归口管理的行业性统计资料，应当经同级统计管理部门批准；公布本部门管辖范围内的专业性统计资料，必须报送同级统计管理部门备案。
新闻、出版单位需要发表尚未公布的地区性基本统计资料，应当经该地区统计管理部门批准，并注明提供单位；发表部门的统计资料，应当经本部门统计机构核准。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制定政策、计划，确定工作任务，检查政策、计划执行情况，考核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工作成绩，评价发展水平，需要使用统计资料的，应当分别以同级统计管理部门和统计机构提供的统计资料为准。
第十九条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加强统计基础建设，对统计资料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建立健全原始记录、统计台帐、统计资料的审核、交接、档案和保密等管理制度。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布或者使用统计资料时，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
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对在统计调查中知悉的私人、家庭的单项调查资料及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应当予以保密。
第二十一条 各级统计管理部门应当规划、管理统计信息市场，建立健全统计信息制度，发展统计信息服务业。
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利用本部门、本单位可以公布的统计资料，开展统计信息咨询服务。
第四章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置独立的统计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配备统计人员，负责组织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工作。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应当有固定人员，从事统计工作。
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统计管理部门负责并报告工作，在统计业务上以上级统计管理部门领导为主。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部门配备统计人员，负责管理、协调本部门的统计工作，在统计业务上受同级统计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统计工作任务需要，设置统计机构或者配备统计人员，并指定统计负责人，组织、协调本单位的统计工作。
第二十五条 统计负责人是代表本单位履行统计法律、法规规定职责的行政责任人员。统计负责人应当由具备相当统计专业职务条件或者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担
第二十六条 从事统计工作的人员必须持证上岗。统计专业和经济类其他专业的本科、专科、中专毕业生和取得统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可以直接申办《统计上岗证》；其他进入统计岗位的人员，必须接受统计专业培训，经考试合格方可发给证书；
《统计上岗证》由省统计管理部门统一印制，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核发。
第二十七条 统计队伍应当相对稳定。各级统计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调动，应当征得上一级统计管理部门的同意。各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统计负责人的调动，应当征求同级统计管理部门的意见。具有中级以上统计专业技术职务人员的调动，应当征求上级统计机构的意见。
统计人员调动工作时，必须有符合条件的人员接替，在办理统计资料交接手续后，方可离职。
第二十八条 统计人员的权利：
（一）依据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规定，进行统计调查，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如实提供统计资料，检查与统计资料有关的各种报表、帐簿、原始记录和凭证；
（二）揭发、检举、控告统计活动中违反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的行为；
（三）参加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有关会议，提供有关统计咨询；
（四）参加统计专业培训和进修，更新知识，提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五）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晋升统计专业技术职务，享受相应待遇。
第二十九条 统计人员的义务：
（一）执行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规定；
（二）搜集、整理、提供统计资料，开展统计信息、咨询服务，并对所提供的统计资料负责；
（三）管理统计资料，按规定的期限保管；
（四）保守统计资料秘密。
第三十条 具有统计师及其以上统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非国家公务员，可以申请建立统计师事务所及相类似的统计信息服务机构。
申办统计师事务所及相类似的统计信息服务机构，必须由当地统计管理部门进行资格审核。符合条件的，凭统计管理部门的审核手续到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展统计信息经营活动。
统计师事务所及相类似的统计信息服务机构可受统计管理部门的委托，承担专项调查和对有关统计资料的真实性进行技术性鉴定；可以接受部门或者单位的委托，开展统计调查和咨询服务，帮助企业事业单位建立健全统计基础工作，
第五章 统计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应当对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设置的统计检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本行政区的统计检查和统计违法案件处理工作。
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的统计检查员在执行检查职务时，根据需要经部门负责人同意，可查封被检查单位的统计资料及其相关的会计资料；有权向被检查单位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被查询单位必须按照《统计检查查询书》规定的期限据实答复。
统计检查员在执行统计检查职务时，应当出示《统计检查员证》。
《统计检查员证》由省统计管理部门颁发。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根据统计工作关系，按照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查处统计违法案件：
（一）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负责查处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违法案件；
（二）各级人民政府的统计违法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责成其统计管理部门查处；
（三）各级统计管理部门的统计违法案件，由上级统计管理部门查处；
（四）各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的统计违法案件，由同级统计管理部门查处；
（五）上级统计管理部门可以直接查处下级统计管理部门管辖范围内的统计违法案件。
第三十四条 各级统计管理部门立案的重大统计违法案件，应当在立案的同时向上一级统计管理部门备案；处理的全部统计违法案件结案后，应当向上一级统计管理部门报送案件处理结果。
上级统计管理部门有权纠正下级统计管理部门对统计违法案件的不当处理决定。
第三十五条 对人民政府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行为，同级统计管理部门有权向上级人民政府、统计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监督权的部门举报。
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抗拒统计检查员和统计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不得包庇、袒护统计违法行为。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通告制度，对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案件和处理结果进行通告。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八条 对有下列成绩之一的单位和统计人员，由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单位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在完成规定的统计调查任务，保障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
（二）在统计分析、统计预测、统计监督、统计信息和咨询服务方面做出优异成绩的；
（三）在改革与完善统计制度方法、统计调查体系、统计核算体系，进行统计科研，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有创新，并取得显著效果的；
（四）同违反统计法律、法规行为作斗争事迹突出的；
（五）在开展统计专业培训中有重要贡献的；
（六）在统计法制宣传教育方面成绩突出的；
（七）执行国家统计保密规定成绩显著的；
（八）在其他统计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第三十九条 有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及拒报、屡次迟报统计资料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对企业事业组织、个体工商户，可以处以2000元至50000元罚款。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通报批评，对单位处以2000元至30000元罚款；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分别处以200元至3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经批准，自行公布统计资料的；
（二）无人负责统计工作，管理混乱或者统计人员调动工作不按规定办理交接手续的。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通报批评，对单位处以1000元至10000元罚款；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分别处以100元至1000元罚款：
（一）不办理统计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
（二）安排无《统计上岗证》人员从事统计工作的；
（三）无原始记录、统计台帐的。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分别处以500元至5000元罚款，并给予行政处分：
（一）统计人员工作失职，造成统计资料重大差错的；
（二）隐瞒违反统计法律、法规事实真相，转移、藏匿、毁弃或者伪造、篡改统计原始凭证及相关资料的；
（三）阻挠统计机构、统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或者妨碍、抗拒统计检查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四）包庇、袒护统计违法行为的。
第四十三条 未经批准或者备案，擅自制发统计调查表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通报批评。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分别给予行政处分：
（一）地方、部门、单位的负责人自行修改、编造虚假统计资料或者强令、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篡改或者编造虚假统计资料的；
（二）地方、部门、单位的负责人对拒绝、抵制篡改或者编造虚假统计资料的统计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
（三）统计人员参与篡改或者编造虚假统计资料的。
对有第（一）、（三）项行为的，并可给予通报批评；对有第（二）项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国家有关统计资料保密规定的，可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泄露私人、家庭的单项调查资料或者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并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六条 利用统计调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进行欺诈活动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以5000元至50000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开办统计师事务所及相类似的统计信息服务机构或者超出规定的经营范围经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决定并执行；行政处分，由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签发《统计违法行为处理意见书》，移交被处分人的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处理。有关部门应当在
接到《统计违法行为处理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将处理结果告知统计管理部门。有关部门处理不当或者逾期不处理的，统计管理部门可提请同级人民政府纠正或者处理。
第四十九条 罚没款必须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票据，罚没款上缴同级财政部门。
第五十条 因违反统计法律、法规所骗取的优惠待遇、荣誉称号、奖金或者其他非法所得，由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提交有关部门限期撤销和追回。有关部门逾期不处理的，由县级以上统计管理部门提请有关部门的同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处理。
第五十一条 对统计管理部门的统计检查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二条 对违反统计法律、法规行为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统计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0年9月21日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辽宁省统计监督检查条例》同时废止。
1997年11月29日
刘剑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收入分配/财税法制创新/分配正义
内容提要: 收入分配不公成为影响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不利因素，必须通过改革予以解决。在各种改革路径中，法律手段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财税法在各类法律制度中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其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可以发挥最直接的作用。分配正义是引领收入分配与财税法制创新的共同价值与目标，而其内涵在我国当前主要体现为对公平的重视。财税法从价值、功能到结构都与分配正义的内涵相契合。在与收入分配改革的互动中，财税法需要在平衡国与民、央与地、贫与富的关系上发挥作用，体现出财税法制创新中的分配正义观。
引言
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公已不仅仅是经济和民生问题，而且成为关系国家稳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个人收入分配领域，过大的、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导致贫富分化呈现加速的趋势。这种状况将对社会稳定带来直接影响。因此，必须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贫富差距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提高对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1]在2010年、2011年“两会”期间，收入分配问题成为排在首位的焦点问题，“收入分配改革”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词”。可以看出，收入分配在我国正在成为一个影响社会稳定和秩序的问题。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合理的贫富差距，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此而质疑和反对现行的分配制度乃至整个社会制度。这也是导致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各级政府“维稳”压力不断增大的原因之一。从短期来看，权宜性的措施或许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从维护国家与社会长治久安的远景来看，必须从根源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这需要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改革现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
那么，收入分配改革在实践中应该如何推进？一般来说，在可供选择的路径或手段中，包括了经济、行政以及法律三种。其中，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善分配能够达到一种帕累托改进的效果。也就是说，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来使得每个人都分配到更多的财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通过经济增长来促进各类主体的收入增加。这就属于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善分配的路径。利用行政手段来进行收入分配的做法也在我国的收入分配过程中发挥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更早的年代里，通过行政配给来解决分配问题是比较常见的方式。应该说，以上两种分配方式都具有其特定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社会财富数量有限，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生产来创造更多的财富。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的注意力逐渐集中于大量的社会财富应当如何分配。换言之，人们对分配问题的关注超过了对生产的关注。但是，我国收入分配改革长期以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究其原因，则是对法律手段的忽视，在克服分配不公的手段上未能完成从主要依靠政策向主要依靠法律的转变。因此，无论是现在已经着手进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措施，还是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设计，都应当尽可能地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2]在诸多与收入分配相关的法律制度中，由于财税法与作为财富分配手段的财政税收之间具有的紧密联系，其作用表现得最为直接和明显。财税法治与制度创新有助于解决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分配正义的价值目标。财税法制创新与收入分配改革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内在联系，能够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有效的制度资源，与此同时，也为财税法的发展与创新设定目标。
一、作为公平的正义：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价值探索
在经济学上，研究分配问题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国民收入分配。国民收入分配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初次分配，即在创造国民收入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各方面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二是再分配，即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在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之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各部分人之间进行分配。财政既参与初次分配也参与再分配，但主要在再分配中发挥调节作用。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收入分配问题是永恒的主题也是永恒的难题，原因在于分配的规则难以确定，而规则的背后则是价值的冲突。
（一）收入分配的思想和理论中的价值归纳
在人类的经济思想史上，有关分配的思想可谓绵延不绝。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分配学说到近代西方经济分配理论，都明显体现出对收入分配的关注。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者托马斯·莫尔在其《乌托邦》中指出，如果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在其设想的“乌托邦”社会中，全体居民均匀分配产品。[3]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主张实行平均的按需分配，这是一种朴素的公平分配思想，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奠定了基础。[4]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英国产业革命爆发后的19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逐渐有了务实的倾向。埃蒂耶纳·卡贝把平等理解为相对平等而非绝对平等。[5]德萨米认为，合理的平等应该是“实际的平等”，是根据自己的能力、知识和特长参加共同劳动，并按照需要来享受共同的产品。[6]圣西门的分配思想里开始出现了对平均分配的质疑和否定，提出了按照才能和贡献大小分配收入。[7]傅立叶也提出在按劳分配的同时也要考虑资本、才能进行分配。[8]欧文认为理想公平分配方式是按需分配。[9]总之，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分配思想的核心是“平均”，这里既有历史贡献也有历史局限。贡献在于认识到分配差异过大的危害，而局限在于走向了极端的平均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的分配思想中，极端平均的思想得到了纠正，而代之以“平等”的思想。马克思指出，要历史地看待资本主义分配过程中等价交换原则对社会主义公平分配理论的影响。“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10]恩格斯强调公平与平等的区别，指出公平分配并不意味着平等分配。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分配遵循资本家按资本分配、工人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准则，其结果是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公平分配和平等分配出现了分歧。列宁把公平分配确定为社会主义的产品分配原则，肯定了公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承认商品货币关系是公平分配得以实现的前提。斯大林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把按劳分配基础之上的社会产品的公平分配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和斯大林所采用国家调节、集中管理的模式来实践公平分配，在具有实践价值的同时，显然忽视了自由在分配中的作用，因而最终遭到失败。
在西方近代的经济思想中，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分配的目的旨在保障自由和权利。其中亚当·斯密和萨伊都强调自由与平等的同等价值，倡导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平等。福利经济学认为，增进社会福利的途径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均等化。因此，福利经济学的公平观具有很强的平均主义色彩。但是其进步的一面体现在，以增进社会福利为目标提出了“重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命题。罗尔斯主义明确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即公平”思想。他指出，分配正义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安排。在罗尔斯提出的平等自由和公平的两个原则之中，差别构成了公平正义理论的核心。“认可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在现代国家中对于工业经济运行时必需的或是能够极大提高效率的。”[11]
可见，从空想社会主义的平均分配到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与公平分配，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总体上是一种民主化的分配思想。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尽管也提出公平分配，但是自由与效率的价值取向十分明显。通过对上述两类比较典型的分配理论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归纳出其中的一个重要线索，即在价值的层面上，平均、平等、公平、自由、效率等若干价值要素的较量。
（二）我国收入分配实践的价值提炼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尽管一直提倡按劳分配，但实际上采用的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这种落后的分配方式尽管曾一度有利于经济恢复，却也隐含着阻碍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从1978年开始，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首先在农村被突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分配上的一个变化就是贯彻按劳分配，克服平均主义。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初步体现出对效率的追求。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发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平均主义是贯彻按劳分配的障碍，要求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经济形式。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收入，城市分配制度改革开始推进。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提出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发布《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分配政策上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说法一直沿用到2003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文件中。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关于分配政策的表述变为“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努力缓解行业、地区和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学、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发布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更加注重社会公平”。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延续了注重公平的分配政策，提出“努力缓解行业、地区和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学、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
从上可以看出，我国的收入分配实践是沿着“平均－效率与公平并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更加注重公平”的路径展开的，效率与公平的地位关系从“并重”的等量齐观到“优先”、“兼顾”的差别对待，再到“更加注重公平”。这既是经济规律作用使然，也是收入分配政策中的价值理念在实践中的不断转换。笔者认为，在我国未来的收入分配政策与制度中要寻找到使效率与公平之间协调与平衡能得以充分体现的“黄金分割点”。就目前来说，至少要做到要提高公平在分配过程中的地位，即重视和强调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三）分配正义的内涵及其价值阐释
从价值的层面来看，无论是人类历史上有关分配的思想或理论还是我国收入分配的政策与具体实践，各类价值要素都在其中占据各自的地位。在这些价值要素中，“平均主义”显然是一种不够成熟或者仅在少数特定环境下才有意义的选择。相对而言，平等、公平、自由和效率常常成为令人们纠结的选项，原因在于这四种价值要素均内涵于正义的理念之中，并具有与之复杂的联系。例如，平等往往构成人们衡量是否正义的最直接的感受。自由甚至被视为是整个法律正义哲学的核心。“在一个正义的法律制度所必须予以充分考虑的人的需要中，自由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12]不仅如此，自由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被具体化为基本人权的内容。“在当今这个世界的许多国家中，法律都承认了公民的某些基本自由。这些基本自由通常包括言论自由权利、集会自由权、迁徙自由权利、获得财产的权利和缔结合同协议的权利。上述权利往往得到宪法上的保护。”[13]当然，自由作为正义的内涵之一也是受到限制的。“如果我们从正义的角度出发，决定承认对自由权利的要求乃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倾向之中的，那么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这种权利看作是一种绝对的和无限制的权利。任何自由都容易为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因此，为了社会福利，自由就必须受到某些限制，而这就是自由社会的经验。”[14]效率在正义的内涵中也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效率与正义从根本上讲不是相对立的价值。归根到底，正义的制度、人际关系的公平最能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因而是最有效率的，非正义的制度、人际关系的不公平归根到底是低效率的。”[15]但是无论正义的内涵与构成多么复杂，它在实践中的最终表现为两类价值的冲突。如果用分类的研究方法来看，在平等、自由、公平和效率之中，平等和公平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可以构成一类“价值组合”，它们往往依赖外在的力量干预才能达到。[16]而自由和效率也具有同质的一面，可以构成另一类“价值组合”，它们主要是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从机制上来说，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的协调方式只能是法律制度。可见，两类价值组合必然基于法律这一协调机制而融合成更高层次上的价值形态，即正义的价值。而英国学者布莱恩·巴里曾把正义分为交换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并指出分配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17]在两类价值组合中，自由和效率更倾向于交换的正义，而公平和平等的正义更倾向于分配的正义。分配的正义显然具有对交换的正义进行矫正的效果。
正义作为法律制度的首要价值，需要具体的价值要素来支撑和实现。这些支撑性的价值要素所处的地位是决定正义如何体现的关键。上述两类价值组合都曾被认为是正义的核心价值或最高价值，这说明两类价值组合都具有其合理性。究其原因，在于不同的时期或者不同的社会，正义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行修正，学者也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对正义进行个性化的阐释。因此，正义的内涵无非就是根据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对两类价值组合的权衡。但是“正义秉性的基本特征不会因为这些变化而改变，相反，这些基本特征不仅构成人们在不同的社会里遵守不同的正义规范的共同动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又限定了正义规范性内容的范围。”[18]这就决定了正义的内涵需要通过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机制来表达和实现，而这种社会机制就是法律。关于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历史上各学派争议不断，但是在收入分配的特定场景之下，“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可以从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客观机制中去把握。这样，正义就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或者相对的无法确定，它犹如一道阀门或过滤器，处在社会的治与乱、国家的兴与衰之间，决定着国家权威的凝聚和流失。”[19]
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来看，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公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而贫富分化的趋势也愈加严峻。以效率和自由的价值组合作为收入分配的正义内涵显然不能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在人们的理性预期中，效率和自由在正义内涵中的地位处于下降，而平等和公平的价值组合作为正义内涵的地位正在上升。故作为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基本价值与目标的分配正义，其内涵应该是强调平等和公平的正义规范性，并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达到一种与自由和效率均衡的状态。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公，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对公平价值的严重忽视，这一问题已经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偏离了正义的要求。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应该是重新评估我国收入分配中分配正义的内涵构成及其位阶，提高公平价值在分配正义中的权重。
二、财税法的分配正义观
作为价值范畴的概念，无论分配正义的内涵多么丰富和复杂，从实践的需要来说，分配正义必须是可以具体化的规则与制度体系。也就是说，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分配正义必须具有客观和确定的标准，这种标准表现为适合一定经济与社会客观条件的价值构成。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改革要追求的是强调公平分配的分配正义，也就是“更加注重公平”的分配正义观。只有在这一理念指引之下的收入分配改革，才能够获得更多的正当性依据。同样，作为现代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财税法也在寻找这样的一种正当性。就中国财税法而言，这一探索经历了法律部门从综合到相对独立、学科体系从建立到趋向完善的过程。
财税法是一个涉及众多法律部门的综合法律领域，它是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国际法等法律部门中涉及财税问题法律规范的综合体，它不隶属于任何现有的部门法，而是一个采用独特划分方法、在某种意义上与现有部门法相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法律领域。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财税法学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范畴和分析工具，独立的学科体系已经形成并且正趋于完善。正是在学科发展的基础上，财税法摆脱了“征税之法”的传统观念，形成了诸多的新思维、新理念和新方法。
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财税法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法律子系统。可以说，既是治国安邦的“为官之道”也是保护人民的“为民之法”。所谓“为官之道”是要求各级政府官员应学会更好地善征、善用、善管纳税人的每一分钱，依照法律掌控好政府的“钱袋子”。在财政收入方面，要取之合理、合法、合宪；在财政支出方面，要用之公开、公平、公正；在财政管理方面，要管之有规、有序、有责。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化解社会的各种矛盾，理性疏导和智慧地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所谓“为民之法”是要求财税法强调规范、控制政府的权力，保护纳税人的权利、特别是保护纳税人的合法私有财产。
